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的時候，城市也從白天正經嚴肅的A面轉換到夜晚邪魅跳躍的B面，夜間經濟逐漸成為城市的消費驅動力。我國“夜生活”的概念由來已久，但是“夜間經濟”的引入還仍在發展初期。一座城市的夜間經濟繁榮不僅反映了商業經濟的活力，同時也是公共安全服務好壞的一個指標。近幾年，全國各省政府部門都在踴躍出臺鼓勵夜間經濟的政策，以其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緊張的潛能不可小覷。

夜間經濟成為城市軟實力衡量標準之一

夜間經濟，或稱“夜經濟”，一般指晚6點至次日6點城市特定地段各種合法商業經營活動的總稱。夜經濟是夜生活的經濟效益，以此發展形成的企業集合，即是夜經濟產業，消費主體為城市居民和外來游客。

當前國人對于“夜生活”的觀念也許還是較為片面，認為夜間經濟簡單等于酒吧經濟、夜店經濟、夜市經濟等等，其實，夜間經濟不過是一種基于時段性劃分的經濟形態，與“日間經濟”相對應，已經由早期的燈光夜市轉變為包括“食、游、購、娛、體、展、演”等在內的多元夜間消費市場，逐漸成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外有學者曾提出，城市的日和夜雖然物質不變，其形態和運行模式卻有著千差萬別。日間的城市以生產性活動為主，人們經過一日的緊張工作，壓力需要釋放，精神需要放松，夜間則以消費性活動為主。因此，夜間經濟延長了城市的經濟活動時間，在擴內需、促消費、穩就業以及提升城市形象方面具有巨大的提升潛能。

進入21世紀以來，各大城市逐漸意識到夜間經濟這股不可小覷的勢力，紛紛出臺相關政策文件予以支持，試圖將其做大做強。2019年，繼上海發布《關于上海推動夜間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后，北京市將夜間經濟納入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2022年，北京將有一半以上便利店實現24小時營業，深入推進“深夜食堂”，此舉立馬再次將“夜間經濟”推上話題高潮。2019年6月，濟南發布《關于推進夜間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立志打造“泉城之夜”品牌，應聲加入浩浩蕩蕩的“夜經濟”發展大隊，按照這個勢頭，預計未來還將有更多的城市出臺政策，爭相成為“不夜城”。

2019年5月，根據銀聯商務大數據旅游消費監測中心發布的《2019年“五一”旅游消費大數據報告》，2017-2019年，游客夜間旅游參與度逐年提高、消費逐步走旺。2019年“五一”，游客夜間消費金額占到全天的29.92%，夜間旅游已成為游客感知當地文化、體驗當地生活方式的重要渠道。

80、90甚至00后年輕人成為消費主力軍，他們熱衷熬夜，同時對夜間娛樂活動有著巨大需求。據相關調研顯示，2019年中國年輕女性“夜蒲族”熬夜選擇的外出場所中，78%選擇電影院，67%選擇酒吧或KTV。除了這些典型的傳統娛樂場所外，24小時便利店、不打烊書店等，也成為年輕人租房的考慮因素以及夜間活動的重要場所。

盡管夜間活動不止于吃喝玩樂，但夜間經濟效益最直接最主要還是來源于人們的“吃喝玩樂”消費。比如全球賽事“世界杯”，就給國內熬夜看球的球迷們一次大型貢獻夜間經濟的機會。

根據美團外賣公布的數據，2018年世界杯首日當晚共送出超過28萬瓶啤酒和153萬只小龍蝦，男性下單用戶占據60%。分省份看，新疆夜宵增幅達33.8%居全國首位，云南、遼寧緊隨其后，增幅分別為33.2%和31.2%，其余增幅前十省份為：寧夏（30.3%）、海南（28.5%）、內蒙古（28.5%）、黑龍江（27.4%）、吉林（26.6%）、貴州（23.4%）和北京（22.8%）。

可見，夜經濟需求遠比想象中旺盛，增長潛力十分巨大。除了餐飲消費、購物消費和城市燈光秀外，如何給消費者創造更加多元、差異化的夜間消費場景，或將成為城市競爭的一條新賽道，更是城市吸引年輕人的新戰略。

商業經濟與公共安全是發展夜間經濟的雙引擎

夜生活的豐富程度，一定程度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繁榮、舒適和活力指數。《2017中國夜經濟產業報告》數據顯示，北京和廣州的娛樂業呈現老齡化趨勢，成都、長沙的夜間娛樂發展迅速。15座城市酒吧門店數統計，成都以3784家商戶超過上海、北京成為第一；創新活力四射的深圳為3112家，位居第五。

然而從酒吧客單價來看，天津以216.99元超過深圳和北京排第一位，除此外，前五名的深圳（215.66元）、北京（214.32元）、上海（208.7元）和杭州（202.77元）均為經濟發展后勁十足的城市。

“夜間經濟”不僅關系城市的商業與經濟發展，也與提供城市公共服務的部門有關。而一座城市的治安狀況，絕對是夜生活品質的必需品。根據中國應急管理學會、中國礦業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公共安全感藍皮書:中國城市公共安全感調查報告(2018)》，除廣州外，全國超大城市的公眾安全感整體表現不佳。

具體來看，全國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數排名中廣州市位列第5，武漢市位列第9，天津市位列全國第10，北京市位列全國第20位，重慶市位列全國第23位，上海市位列全國第24位。全國公共安全感指數超過0.50的城市共有五個，其中，除了廣州以外，其他四個城市都不是超大城市。

從城市治安安全感指數來看，四大直轄市的治安安全感喜憂參半。重慶在31個城市中排名第一；上海與北京剛過平均線，分別位列第12、13名；天津在四大直轄市中得分最低，在31個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五，與其行政級別和經濟總量出現明顯落差。西部地區的治安管理一直令人堪憂，除了拉薩出乎意料地排名第2外，銀川、烏魯木齊、南寧和呼和浩特均未達到平均水平。

有人指出造成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感指數偏低的因素來自多個方面，其中之一為超大城市的居民雖然工作機會多，但是，房價高、生活成本大、工作節奏快等因素，會讓大城市的居民更加焦慮，他們的生活安全感總體不高。然而筆者認為，超大城市給人們帶來的壓力和安全感缺失，正是夜間經濟順勢發展的有利條件。通過夜間活動的放松，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撫慰，正好填補了大城市打拼的人們寂寞孤獨的情感空洞，同時也有利于排解內心壓力，維護社會秩序。

夜生活古已有之，但“夜間經濟”一詞歷史并不長。這一名詞源自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倫敦為了改善城市中心區夜晚空巢現象而提出的經濟學概念。早在1995年英國就正式將發展夜間經濟納入了城市發展戰略，2004-2016年，倫敦的夜間經濟創造了超過1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2017年倫敦市的夜間經濟收入達263億英鎊，預計到2030年將達300億英鎊。

因此，倫敦發展夜間經濟有著較長歷史，也給我們留下一條可借鑒的道路。縱觀倫敦的夜間經濟繁榮的幾大因素，夜間經濟業態多元化與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管理是成功關鍵。

總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夜間經濟的發展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城市忽視了夜間經濟背后的巨大能量，而當前夜間經濟掉入了概念陷阱，局限于夜景燈光打造，忽視了文化這一重要內涵；同時，我國夜間經濟產品局限于餐飲、購物、游船、燈光秀，而文化、體育、競技、表演、康養之類的產品極度匱乏，業態單一；缺乏合理規劃以及合理設施與服務配套也是制約我國夜間經濟發展的瓶頸。

無論是高壓環境下對解壓放松需求巨大的一線城市，還是夜間活動時間更寬裕、消費能力逐漸崛起的二三線城市，要想發展夜間經濟切不可照搬復制國外經驗，挖掘本地特色元素、疊加科技等前沿表達手段，融合開發多元消費場景的新模式才是各個城市最明智的選擇。

更多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文化娛樂產業投資前景與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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