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數據顯示，2006-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發生了平穩、快速的增長。同時，農村居民收入雖然仍落后于城鎮居民收入，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總體比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快，從增速來看，好像城鄉貧富差距較大的狀況正在得到改觀；但從差距來看的話，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相差8172元，而到2017年，這個數據上升為22964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正變得越來越大。

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上年增長9.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3%；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22408元，增長7.3%。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比上年增長8.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3834元，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1969元，增長7.4%。

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7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42元。

圖表1：2006-2018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單位：元，%）

基尼系數是世界公認衡量個人貧富差距是合適度的基準。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2-0.3之間，說明收入差距比較合理，數值達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數值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懸殊過人，0.6則被定為兩極分化的警戒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1970年，我國農村基尼系數人致在0.21-0.24之間，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在0.16-0.18之間，說明我國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顯現出平均主義的狀況，而1998年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455，2001年為0.4577，2005年為0.4680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認為，我國2003年基尼系數為0.438，而據世界銀行測算，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67。2016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收入基尼系數為0.465，到2017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仍超過0.4，我國城鄉、區域、不同群體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

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是很多的原因造成的，這里不一一分析，下面就收入分配秩序進行深入分析。

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出現了快速增長，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曾出現過不斷擴大的趨勢。近些年，政府高度重視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重大成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體系不斷完善，近幾年由于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全國整體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受到了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勢頭得到抑制，基尼系數有所回落。但應看到，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依然存在，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當前我國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緩解社會矛盾的關鍵時期。大量的國際研究文獻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與收入差距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發現，20世紀70—8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中，一部分后來成為高收入國家，一部分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而兩類國家的最大差別是他們當時的收入差距不同，后一類國家收入差距遠大于前一類國家。他收集的數據顯示，前一類國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的平均值為0.33，而后一類國家為0.47。可以說，一些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因此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有重大意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方面難題亟待解決

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難點問題。

1、如何持續地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并使其收入增長超過高收入人群？

在過去幾年，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全國收入差距的縮小主要來自于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農村中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增長超過了非貧困地區。然而，這種情況的出現具有一定的短期性。三種短期因素分別是：一是農產品價格的過快上漲使得從事農業經營的農民有了更快的收入增長；二是政府大量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投資，造成了對非熟練勞動力(主要為農民工)需求的增加，推動他們工資的較快上升；三是過去幾年政府財政收入保持了超高速的增加，從而增加了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使得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性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現在看來，上述三種短期因素很難成為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區間下移，經濟結構發生更大改變，能源消耗和環境約束硬化，這對于收入分配會產生什么影響是不得而知的。從一些相關文獻來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不利于就業增加，不利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而經濟結構不斷資本密集化和技術密集化也是不利于非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增長，而在環境整治過程中首先受到沖擊的是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非技術工人的就業。因此，對經濟增速放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要有充分的估計。

2、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

社會的發展實踐表明，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有助于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但是“擴中”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而政府的短期調控政策能夠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人口所占的比重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轉變：一是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變與升級。也就是說，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為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也是低技能勞動力為主的就業結構向高技能勞動力為主的就業結構轉變。對于我國經濟來說，這種轉變需要很長的時間。二是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這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要超過50%，而且高等教育的質量有大幅提升。要實現上述兩個轉變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改革高等教育制度。

3，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調節高收入？

高收入有不同的來源渠道，也產生于不同的制度環境。對高收入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分為合理性的高收入和不合理性的高收入，并且對二者應該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前者應采認理的稅收手段加以調節，而后者則需從制度上加以消除。即使是合理性高收入，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稅收調節手段。比如，因為稅收制度沒有起到有效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需要改革個人所得稅。雖然高收入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絕對額要高于低收入人群，但高收入人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率絕對額并不是很高。這是因為高收入人群可以通過各種渠道進行避稅。除了個人所得稅外，更為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手段是實施財產稅，但短期內財產稅很難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另外，稅收制度之所以不能對收入差距起到更有效的調節作用，一個重要原因是稅收結構中直接稅的比重過低，而間接稅比重過高。一般意義上來說，直接稅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間接稅會擴大收入差距。

4，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消除特殊利益人群和部門的阻撓？

伴隨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斷惡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難度也會相應增加，特殊利益集團反對改變分配格局的力量會更加強大。改革我國收入分配制度離不開生產要素市朝的變革。然而，在我國市朝改革進程中，一些特殊利益部門不愿意舍棄自身利益，利用部門影響力來拖延改革進程，抵制不利于自身部門利益的改革。需要警醒的是，特殊利益部門和人群的強勢與收入分配制度的僵化會相互強化，使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難度變得愈來愈大。

對策

一樣的，對策我們也就收入分配秩序提出相關觀點。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有關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戰略部署和具體要求，著力規范分配秩序，努力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要在“調高、擴中、提低”方面繼續發力，增強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調節力度，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2、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改革的中心內容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從全局出發，制定一套較為完整的改革方案，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政策體系，以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從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由于我國經濟已開始進入新常態，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不要設置過高的目標，不要期望在短期內使得收入差距有大幅度縮小，而要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作為我國改革的中心內容。

圖表2：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