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降至6.2%，這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出現的第一次經濟底部。在經濟短暫回升后，2010年三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從10%的增速逐季回落，到2016年二季度經濟增長速度降至6.7%。在投資回報率不斷降低、杠桿率不斷升高的雙重約束下，經濟下行的壓力仍在繼續加大。在這一形勢下，中國經濟何時第二次見底、底部是多少的問題成為“十三五”時期宏觀調控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直觀地看就是經過1978-2010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后，面臨結構調整、動力轉換、體制改革、政策變化的系統性調整，轉為中高速或中速增長。過去10%左右的增長是一個平衡點，經濟回落到中高速或者中速的一個新平衡點，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轉型再平衡”，這個新平衡點取決于經濟潛在增長水平。因此，對新平衡點的確定，中長期內由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決定，短中期內又受經濟周期的影響，特別是受投資需求何時觸底、去產能何時到位、經濟增長新動能何時形成的影響。

六大因素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潛力下降，6.5%左右可能是“十三五”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底部。

一是儲蓄率回落，2010年以來我國人口撫養比回升，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居民儲蓄率隨之下降，投資和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減弱。

二是勞動力數量減少，自2011年以來，我國適齡勞動人口規模呈下降趨勢，預計“十三五”期間年均下降300萬人左右，人口數量減少對經濟增長出現負貢獻。

三是勞動力轉移效應降低，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第二、第三產業的差距在不斷減小，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趨于縮小。

四是對外開放外溢效應減弱，我國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引進技術難度不斷加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潛力明顯下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仍處于醞釀期，依靠技術引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難度明顯加大。

五是我國進入第三產業比重上升時期，服務業的資本邊際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總體上低于制造業，服務業比重上升會降低經濟增速。

六是改善生態環境需要占用大量勞動、資本、技術，增加生產成本，造成經濟增長減速，如果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我國GDP增速大約年均下降0.5個百分點。所以，我們估計“十三五”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回落到6.5%左右。

從經濟周期看，經濟增長的底部可能在6%甚至更低，低部時間樂觀估計可能在2018年。從三大需求看，2015年，我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達到13.2%，已經是二戰以來世界主要貿易大國中的最高份額，進一步提高難度很大，但我國出口增長保持與世界貿易同步應該是我們的底線，也是能夠實現的。2015年以來我國出口出現了負增長，今年5月份后降幅開始平穩收窄，出口應該已經觸底。消費主要取決于居民收入，同時也受到消費習慣、消費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因此消費相對于經濟增長速度來說是穩定的。

需求變動的關鍵是投資，投資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基礎設施大概占整個投資20%-25%，房地產占25%左右，制造業投資大約占33%，其他投資占15%-20%。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政府穩增長的工具，最近幾年一直保持較快增長。盡管我國基礎設施仍顯不足，但無論從基礎設施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還是地方政府負債和投資能力，都沒有大規模擴張的空間和條件，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會逐步減低，到2018年后可能增長10%左右并維持一段時間。考慮到房地產的存量和城市化水平，房地產投資增量已經有限，房地產投資接近零增長可能是底部，目前看將在2018年左右會基本觸底。

制造業投資又包括傳統重化工業、輕紡等傳統消費品工業、裝備制造業和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投資，這三部分投資分別占27%、33%和40%左右。制造業投資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消費和出口增長。目前看，傳統重化工業和部分裝備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如果去產能進展順利，也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出清，在此之前投資增速會持續下降。輕紡工業投資受出口、消費影響基本穩定。高技術制造業、信息產業、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依賴于新動能、新產業的培育，這些產業發展已初露端倪，但要穩定制造業投資或帶動制造業投資企穩反彈，最快也要到2018年左右。

目前，我國經濟處于探底的過程中，正是壓力大、困難多、風險高的時期，同時轉型成功的曙光也已開始顯現。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有可能在2018年實現觸底，底部增速應該接近或略低于6%。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V型或U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從而進入L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均衡、可持續性的增長平臺。從國際經驗看，這個平臺有可能穩定5到10年乃至更長一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