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黃金煤礦

“你看，多好的品位!投資黃金礦業永遠保值!”

家住榆林市榆陽區的張鳴(化名)，望著剛從西藏歸來一臉風塵的朋友，還沒等自己問候，一塊拳頭大小撲閃著焰焰光澤的金礦石，便出現在他眼前。

“金礦品位好、儲量大、地理位置優越，一投資就能開采。”聽著朋友從藏南帶回來的“千載難逢”的投資機遇，張鳴心動了。

“要不是媳婦讓我去考察考察的提醒，百萬元的定金就打到了對方的賬號。”張鳴回憶說。

背著朋友去礦區考察，發現金礦品味、儲量不說，交通和安全成了最大的障礙。金礦最終沒有投成，“明盤”(小規模的露天煤礦)又成了張鳴的陷阱。

據了解，神府多名投資“明盤”的煤老板除早期出手外，大部分爛在手中。

“資源價格上漲期間，迷信資源數量有限、永遠不會貶值的神府煤礦老板，熱衷于投資金屬、煤礦等資源類礦產。”李幫生分析認為。

“最早是從內蒙古的鄂爾多斯、烏海，再到寧夏、甘肅、新疆。保守點講，整個榆林參與炒礦者至少也在1000人以上。”李幫生說。他曾多次為陜北炒礦大軍提供過法律服務。

神木地方政府向上匯報的內部資料顯示，僅神木一縣，“民間資本以炒礦形式外流的數額，保守估計也在200億元以上”。

傳銷式的融資

“這些海量投資中，真正屬于自有資金的少得可憐，大多都是別人的。”李幫生介紹。

按照李幫生等多人的一致說法，陜北炒礦大軍的主要成員，是從原來神府煤礦退股分離出來、手頭已有一定閑置資金的投資人。溫州游資最早深入山西炒礦，浙商、晉商等后來者越過黃河進入陜北炒礦。富裕后的陜北游資，也加入炒礦大軍，一路向西，高歌猛進。

江浙等地商人在陜北買礦后，最先向遠在東南沿海的鄉黨“擴股融資”，直接啟發了陜北炒礦商人。

所謂擴股融資，是幾年前陜北炒礦牽頭人慣用的“暴富”手段，即買礦人假設原以兩億元從他人手中購得一煤礦經營權，卻以4億元“原始股本”(即謊稱4億元購買的煤礦)向社會公開融資。

在煤價暴漲，股權不斷升值的情況下，很容易實現上述目標。更有甚者在煤礦升值后，直接“擴股”融資。比如以4億元“原始股本”融資后的煤礦，幾年后煤礦升值為8億元，再以8億元股權作價，對外公開融資。成功后，4億元又成為股東們的純利潤收入。

“大股東分紅后，統一口徑不給下級吊股子的隱形股東如實分紅，結果形成層層盤剝分紅的現象。而不滿層層盤剝分紅的隱形股東或下級股民，退股后另起爐灶。將原來分紅的盈利模式倒過來，借鑒傳銷模式，直接用‘金字塔’式對外向下融資。得手后直接加入買礦、炒礦大軍，有的則直接用融資來騙錢。”李幫生分析說。

一邊有需要資金的投資項目，另一邊有大量渴求回報的游資。雙方一拍即合，地下融資應運而生。

相關調查顯示，榆林的民間借貸直接來源于鄂爾多斯的啟發，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形成規模。沒有人能確切統計出當地民間借貸資金的規模。

榆林的民間借貸一般是傳統的低吸高放，但也有離奇的做法。在當地一名喬姓商人“兩桌飯”的故事就頗為流傳。

第一桌是：小有積蓄的喬某回鄉借操辦婚禮，“回報”鄉里鄉鄰。席間喬某將自己包裝成依靠高官岳丈背景，已經完成原始積累的成功商人。除不收禮錢外，還大酬父老鄉親。席上酒酣耳熱之際，喬某許諾可以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如不愿長期入股也可以直接以高利貸支付幫扶鄉親們。因家鄉是開發區，村民手頭資金寬裕，一場宴席下來，千萬元的融資就進賬了。

第二桌飯是：已經有了“第一桶金”的喬某，回到縣城后租來辦公地點，大肆裝潢一番。然后請來同學朋友，聲稱暴富了要重謝朋友哥們兒。出手大方的喬某早已用上千萬元的融資，買回10輛路虎豪車。同樣是一桌豐盛的宴請。席間宣布10輛豪車可以讓朋友同學“免費”借用。

沒過幾天，喬某在電話中向同學朋友聲稱，找到一個很好的煤礦投資項目。如果兄弟們愿意投就投;如無錢投資，可高息融資，融來千萬元，豪車就兌費贈送，而且免費報銷加油、維修費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久，上億元資金進入了賬號。

當地金融機構調研發現，民間融資主要表現為一般民間借貸和隱名入股兩種方式。

一般民間借貸是企業或個人通過自身社會關系，發動親朋好友，以月息2分左右的利率吸收資金，好友則以更低的利率向下線擴散吸儲。而前者將吸收回來的資金，再以月息3分或3.5分的利率對外放貸。

隱名入股模式，一般以企業家牽頭，眾多投資者投資入股。注冊登記的股東背后，又對應著掛有眾多的隱名股東。隱名股東背后又有“吊股股者”。股東與隱名股東之間，呈現出金字塔式分布。

“兩種模式都存在法律風險。一般民間借貸往往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嫌疑，而隱名入股模式對應的可能就是集資詐騙。”陜西律協副會長、榆林富能律師事務所負責人武廣韜分析。

據調查發現，僅以神木為例，已經暴露出的典型大案中的劉旭明、張孝昌等人，都參與了地下借貸，涉嫌犯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集資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