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如今門廳冷落的市場曾有過輝煌的時刻。從某種角度看，它的存在與發展也見證了政府與非法音像產品博弈的過程。

1996年，為了杜絕盜版翻版，便于音像出版物的管理，當時監管音像制品的文化部下令所有音像批發單位都要進駐音像城，以便從源頭管理音像品。同時由文化部牽頭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建立四個示范性音像批發、銷售市場。最終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建成，武漢因客觀條件不成熟而沒有成立。

然而由于職責劃分不清，很快“各地的音像市場成為了走私、盜版音像制品的天堂”。

1999年，因為音像市場里非法音像制品“猖獗”，文化部又開始取締音像市場。經過兩年左右的清理，全國200多家音像城被清空，只保留了北京和廣州兩家正規批發市場。

那一年，陳俊調任廣東音像市場任副總經理。在陳的感覺里，2005年是市場興衰的分界點。“互聯網太厲害了。”他說，“以前是看電視，看碟，聽廣播，現在網站一看，下載那么多，手機鈴聲有音樂，電腦也有，公共場所也有，上個樓梯坐電梯里面還有大屏幕……”

互聯網的興起，令虛擬盜版代替了實體盜版。甚至，唱片作為音樂的媒介開始被大眾淘汰。

對于唱片公司，互聯網造成的寒流早在2000年就已經到來。賴秀薇有切身的體會。“我1999年來到太平洋之后，整個市場開始走下坡路。”那幾年，她明顯感到同行在減少。以前唱片業的下游廠商，比如塑料盒制作廠都紛紛轉型做了化妝品包裝。太平洋唱片的產量也在大幅下降—“我們的月產量從上百萬下降到30萬、20萬、10萬、8萬，到現在一年可能就只有20萬到30萬了。”

在星外星唱片董事總經理周小川看來，中國唱片業在互聯網時代里，經歷過兩次大改變。

一次是2001年的階段。那時互聯網興起，人們開始通過互聯網搜索、下載音樂。網絡音樂改變了生態，音樂從奢侈品變成了大眾消費品。一大部分對音樂品質要求不高的唱片客戶被互聯網搶走了。

第二次改變是在2008年。那時的互聯網進入2.0時代。互聯網的主要應用已從瀏覽獲取信息轉變到了交互和社區。但那一年剛好發生了一件事——政府把音像市場管理權從文化部手里交到了新聞出版署。在交接的過程中，一個沒有權力管，一個還沒有交接好，形成了監管空白。于是，正規唱片公司的發行渠道，比如超市、新華書店等，又被盜版商以低價打壓的方式搶占了。

周小川感慨：“2008年之前我們覺得還蠻滋潤的。”那時星外星已經找到了唱片公司和互聯網的契合點。他們的在線社交媒體，比如豆瓣、博客，是獨立音樂人傳播最好的平臺。通過這些互聯網媒體的影響力，往往能夠聚集起比門戶網站更對的客戶群。

傳統唱片業之前因互聯網而丟失的營銷渠道(以前是廣播、音像店)又在互聯網上找了回來，然而銷售渠道卻又一次丟給了盜版商。面對互聯網帶來的沖擊，唱片紛紛嘗試經營策略—有的轉型做演出公司，有的轉向高端的HiFi市場，還有的轉型做藝人經紀公司。

太平洋也經歷過一次經營方向的蛻變。賴秀薇說，第一，針對高端音樂消費者做精品發燒碟;第二，在內容上創新，推出像《流淌的歌聲》這樣更有創意更經典的作品。她坦白地說，早在2002年，太平洋就嘗試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在網站銷售歌曲。但由于門戶網站都有免費下載，盈利模式不清晰，實際的收益并不明顯。

李海鷹的互聯網嘗試倒是成功的。2005年，李海鷹為孫儷寫了《愛如空氣》。通過與移動運營商的合作，這首歌不僅在SP彩鈴上獲得了很好的經濟回報，也利用互聯網的傳播大紅大紫。“肯定不是靠唱片，只出了一張孫儷的EP，EP有誰買?沒有人見過!就是靠電視劇跟互聯網，歌就出來了。”

不過此后李與移動公司、互聯網的合作效果都不明顯。他認為，到目前為止，互聯網時代音樂的盈利模式仍不清晰，而這也正是唱片公司互聯網時代轉型問題的根本所在。

“無論是唱片公司制作一個歌手，精心打造一張唱片，投資多少錢，收不回來;還是作曲者寫一首歌，很流行，在版權方面沒有回報—這對于公司和創作者都是很大的打擊。”

在李海鷹看來，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版權意識已經提高了很多。“很多版權組織、唱片公司以及音樂人都在為這個事情呼吁了很多年”，但音樂畢竟是個小產業，“中國移動一年的音樂收益是三百億。中國的唱片正版加上盜版統統加起來也沒有這個數。問題是現在沒有一個機構可以跟中國移動談判，可以跟它抗衡，它一個國有企業，很強勢。人家不給你看數據，你單個的音樂人再牛也不夠力量。法律歸法律，問題還是問題”。

在互聯網時代，對于唱片公司，版權固然是問題，商業模式卻是更大的問題。從2000年到現在，唱片業面對互聯網的挑戰一路潰敗。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家唱片公司能夠說是徹底適應了互聯網生存。

賴秀薇的職業生涯見證了唱片業從時代寵兒走向遲暮的全過程。回首過往的30年，她引用了崔健的歌詞：“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太快。”

但她也并不想讓自己顯得太過悲情。如今，快到退休年齡的她仍然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太平洋作為中國音像行業的一面旗幟永遠不倒”。

對于唱片業的未來，她顯得有些迷茫，但有一點她很確定：“做音樂的人一定要在，因為人們現在對音樂的需求比以前更大。”

2013年3月中，廣州二沙島的星海錄音棚，李海鷹面對廣東交響樂團指揮。他正在錄制由他創作的中國第一張流行交響樂碟。在互聯網時代，他已然是當年為數不多的幾個仍活躍在音樂創作第一線的人。

對于唱片業從輝煌走向落寞的歷程，他顯得更灑脫：“生活就是這樣，不停地變化。”

在他看來，音樂的需求從來沒有減少。“隨著MP3、互聯網、新媒體的不斷出現，聽音樂的人更多了!”

陳俊在廣東音像市場里工作了十幾年，見過做唱片批發成為億萬富翁的，也見過隨著唱片業衰落，轉行做音響、簽藝人的。雖然市場里的租戶數只是最初開市時的三分之一，但他依舊堅定地認為：“音像市場肯定有，只是載體的區別。”在他看來，實物是虛擬不可替代的，就像電影無法被電視所取代那樣。

現在，在他的帶領下，市場不光配合政府做音像批發的管理工作，還拓展出高端音響銷售，錄音制作等其他服務。他說，溫飽解決了，人們就會要精神上的享受。對好音樂的追求，永遠不會減少。

據說，宋柯的名言“唱片已死”是被人斷章取義，后面還有一句更重要的：“音樂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