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1：林毅夫和張維迎關于政府的手的爭論，成為近期熱點財經新聞，為什么這個話題會廣受關注？

輿論開放使得大部分學者都看到了政府干預的利弊兩端。在中國又面臨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特殊時期，各種經濟變量的關系比較復雜，如何權衡政府干預的利弊變得有爭議了。

問題2：如何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能不能干預市場，市場要不要政府干預，政府干預市場的結果是效率提高還是效率降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是否最公平、最有效率，應該怎么看這個問題？

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是市場公平交易的守護神。政府直接干預市場本質上是對市場的扭曲，在市場正常運行或者說市場有效的時候，政府干預肯定是降低效率；但是，如果出現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的干預可能會產生一些積極作用，例如經濟大起大落的時候，政府干預的出發點往往都是減少過度波動帶來的傷害。

市場公平與否在于游戲規則本身，公平和效率在市場運行過程中不一定完全是正相關的，但作為游戲規則，需要維護的是公平，政府干預通常解決的是階段性的效率問題。

問題3：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觀點說，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是給了創業者的自由和環境，也有人認為是政府起了更大作用，不同的角度和站位可能感覺不一樣，兩位怎么看？

我個人認為，過去35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功于政府制定改革的成功。換一句話說，這是政府把制定企業生產計劃的職能讓渡給市場的價格機制的結果。所以，過去35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中起的最大作用是制度改革而不是行政干預。

問題4：林毅夫認為，企業家要發展新產品，那些公共知識要是沒有國家的投入，實際上也不會出現，所以應該是企業跟政府的合作。而張維迎稱，在美國產業革命時候，大量新產品的出現，沒有什么國家支持；英國，包括科學的出現，很多也沒有什么國家支持。兩位似乎都有道理，兩位怎么看？

新產品的發展需要國家的投入不是一種必然。國富民窮的狀態下，國家對基礎研究和新產品開發發揮的作用會比較大；而社會富裕，產權明晰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科技創新其實來自于民間的資金，例如美國。

問題5：對于張維迎的觀點，比如，國有企業應當全部通過改革實行私有化，政府與市場問題上政府絕對不能干預市場。 是一種理想狀態嗎，是否合適當下中國實際？

我認為所有制和效率之間不是直接對應的關系，或者說所有制沒有優劣，企業的效率內部取決于經營管理層的約束機制，也就是說，你以什么指標考核他？外部取決于市場是否處于競爭狀態。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效率問題也解決了。

否則，即便是私有企業，在壟斷的環境下，照樣腐敗、照樣低效率。

問題6：學界也有觀點，說就算已經過度到完全的市場經濟階段，是否就意味著不再需要政府的干預了呢，2008年金融危機中，包括美國在內的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動用了大量政府干預的手段。 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政府通過必要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緩和經濟的波動程度，以免危機對社會產生過度沖擊，這和政府通過制定這個戰略、那個戰略，這個規劃、那個規劃來干預市場經濟，扭曲其自然規律，不是一個概念。

打個比方，你家遇到一場災難，破產了，鄰居甲借給你一筆錢，同時規定你只能用于日常開支，不能用于奢侈性消費；另一個鄰居乙的方案則是把你家所有的生活必須品采購都包辦了，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甚至孩子上學讀哪個專業都有他決定。

哪一個鄰居的做法算干預？我認為鄰居乙才是。

問題7：對于政府有形之手，是亞當·斯密兩百多年前的理論，工業革命發生之前，那么現在亞當·斯密談政府作用的理論過時嗎？

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前提是基于人性的自利本能，而不是生產的技術條件，再過兩百年，只要人性的本能沒有改變。亞當斯密的理論就不會過時。它跟時代的技術條件無關。

問題8：關于政府之手的爭論，在當前情況下提醒我們注意如何區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包括兩者的邊界，兩位覺得政府之手應該如何運用？

凡是市場能夠通過價格規律來解決的，政府完全可以袖手；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要靠政府的財政力量去實施，這，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否可以定價？競爭性的商業模式是否成立？可以作為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基本依據，當然，在這個前提下，政府可以通過一些結構性的財稅政策支持一些技術的研發甚至產業的發展，以配合國家戰略。例如，大部分的軍工科技最后轉為民用，實際上對于技術創新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中國如此，美國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