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在地緣上形成的競爭關系，無論怎么探討合作共贏，也無法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一些河北的官員甚至說，要改變這個局面，除非打破既有的行政設置，把河北歸到天津、或者把天津歸到河北，沒有頂層設計，協同就是空話。

在今年兩會期間，河北省省長張慶偉這樣敘述天津與河北的關系：津冀同處渤海灣，河北3個港口通過能力居全國第三。河北與天津攜手，首先應該與河北的港口優勢整合起來，把沿海優勢變成京津冀的整體優勢。

天津曾作為河北的省會歷時8年，固有的歷史淵源之下，兩地同在一個生態區域內。張慶偉說，在生態環境建設上，京津冀在大氣、水資源等方面已建立共同治理的工作機制，今后仍要加大力度。

協同之于河北，仍然是服務大局。在治理環境污染的強大政治壓力下，河北省面臨傷筋動骨的產業調整。今年3月份，河北省環保廳廳長陳國鷹曾這樣描述河北壓減產能的壓力，未來5年，已經迅速啟動的6643工程，將影響河北60萬人就業、影響稅收收入500億元。

而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則更多強調，河北要站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要大氣不要小氣。在談及產業轉移時，周本順強調了兩個重點，一為造平臺，二為建機制。

其中，造平臺，就是重點發展生態環境好、商務成本低、生活質量優的周邊城市和中小衛星城市，發展產業集聚區，來承接首都的產業轉移。而建機制，就是在河北省級層面，建立一個協調機制來對接北京和天津，保障協同發展順利推進。

首都經濟圈3.0

京津冀協同，必須解決雙向合作的問題。河北省科技廳高新處副處長張春明說，這么多年以來，河北對于京津，仍然是輸出大于吸納。河北的很多產業，被天津和北京吸納，虹吸大于輻射。

虹吸大于輻射，是河北面臨的歷史命題。早已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北京，像磁場一般吸納了周邊區域的人才、資金，在水資源和生態建設上，又長期形成對周邊地區的制約，形成了世界罕見的環首都貧困帶。

北京與周邊的落差日益顯著，也在制約著環渤海地區整體的發展速度，而京津冀協同發展隱含的一個目標，就是消除北京單向的虹吸效應，變吸附為輻射。

不過，在中關村海淀園產業規劃處副處長舒畢磊看來，從2012年開始，海淀區企業外移，已經成為了一種自發的現象，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2013年初，北京市海淀區政府逐步認識到，企業外遷，正在市場的導向下，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而這種產業轉移是雙向的，一些企業希望遷出去，有更大的空間發展，而另一些更加高端的產業，則希望進入海淀區。

為了順應這種潮流，中關村海淀園與河北省秦皇島市，已經簽署了園區共建協議，引導一些意向性的企業向秦皇島轉移。京津冀三地戰略對接合作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核心是產業層面的對接。三地之間仍然是體現為一個有梯度的層次關系，從三地位勢來講仍然體現在北京居上、天津次之、河北更次之這樣的一個梯度，這個梯度是由各自所擁有的資源、區位以及產業基礎決定的。

如今，圍繞著這個梯度關系，更受行政力量主導的批發市場——諸如北京動物園批發市場——的外遷，已經開始啟動。雖然河北省在承接各類批發市場的問題上情緒復雜，但作為承接北京功能轉移的一個方向，河北幾乎無可選擇。當然，在此之外，更加高端的高科技產業——中關村的諸多高科技產業，無疑是河北省渴求并極力爭取的產業。

但是，在園區共建協議之外，政府引導與市場決定，正在左右著企業搬遷的選擇。在很多情況下，后者的力量在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對于北京中關村的一些高科技企業來說，轉移的方向，并非一定是沿著地緣上的梯次關系，就近選擇轉移。近兩年，高鐵的開通極大改變了不同區域之間的時空距離。現實中，沿著京滬高鐵，很多高科技企業一直走到了長三角，到蘇南地區落戶。另一條線，則是沿著京津城際，遷往天津濱海新區。

這讓河北的一些官員頗為不平，但經過調研，卻實實在在印證了這樣的差距。比如一項高技術成果如果需要轉化，蘇州、無錫立刻能拍板，能立即給予資金支持;天津濱海新區也是政策高地，方方面面能匹配出好的政策。反過來看河北，在政策匹配上差距不小，在競爭中自然居于下風。

包圍京津的地緣優勢，在實際的市場行為下，并非看上去那么美。今年2月份，在中關村雜志社舉辦的“京津冀三地戰略對接與合作”研討會上，張春明說，河北和京津的落差必須縮小，如果落差太大，河北就承接不了。所以，怎么在京津周邊，在沿海地區打造幾個局部的政策高地，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在張春明看來，守著北京天津兩地，河北的高端人才流失非常嚴重，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要把人才先協同起來。光產業轉移是不夠的，圍繞主導產業，必須要有一些研發機構有目的地轉移過來。而對于河北的諸多園區來講，首先需要產業聚焦，不要全面開花。

張春明說，不是說環北京所有的園區都要跟北京進行高端資源的對接，我們需要打造一到兩個平臺稍微高一些的區域，即能夠跟北京及中關村進行對接的這種園區，營造一個更加優越的環境，只有環境更優化，才能吸引更多的中關村的資源。

第三增長極的可能性?

實際上，早在十多年前，河北省就提出，共同建設起京津冀城市群，使城市群能夠消除一切障礙，優質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各個城市之間共享發展的機遇，真正成為中國引領第三增長極、環渤海增長極的龍頭。

但光陰易逝，作為第三增長極的京津冀，在全國的經濟版圖上并不顯著。當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力量過于強大，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成為現實。在首都經濟圈3.0版本即將推出之時，如果單純將京津冀協同理解為北京的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或許太過簡單。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這樣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提出的時候，正是中國改革深化的時代。京津冀三地的科技園區在科技合作、產業升級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建設為一個與長三角、珠三角以及與美國硅谷叫板的經濟增長極。而要完成這個目標，要靠深化改革，而不是要單純依靠規劃。

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陳智國說，對于北京周邊區域而言，也要轉變思路，擺脫依賴心理，挖角心理，真正借助北京的資源，立足區域需求，共同營造全國乃至全球最優的環境，共同把蛋糕做大，面向全國乃至全球集聚資源。

王德祿說，如果說30年前的改革，是把老國企視為存量，民營企業視為增量，通過做大民營企業，激發民間資本來創造了奇跡的話，那在新的互聯網思維之下，新的產業業態將全面替代過去，過去的所有企業都是存量。而京津冀三地一體化，不在于相互轉移了多少功能和產業，而在于能否聯手打造出高水平的工業園，培育世界級的新興產業和企業。新業態是京津冀合作的關鍵，如果一個產業沒有業態創新，企業沒有商業模式創新，沒有產業鏈的創新，只是單純地遷移工廠，就是招商引資招落后。

在創新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京津冀的戰略對接，應該從戰略層面提高，打造成國家的戰略示范特區。而這個特區，要突出創新合作導向，不是簡單的成果轉化，不同于長三角區域的制造業布局，而是要注重提升產業合作的技術水平、產業鏈環節，形成大區域的產業分工協作格局。

“我覺得京津冀合作如果成功了，可能會比長三角的成功還要厲害。”王德祿說，因為京津冀地區，仍是中國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