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揭開黑幕

2000年前后，司機們的日子特別難過——失去經營權，份兒錢漲，兼并收車過程中更是各種產權、經營權糾紛不斷，公司還對出租車司機進行各種克扣。利益受到侵犯的司機開始選擇各自的道路維權。

董昕多次試圖組織工會維權，2000年《工人日報》連發五期專家討論，探討集體企業與工會的關系。但走“工會道路”的董昕努力數年，工會還是沒能建起來。

2000年，王學永把自己的東家萬泉寺出租車公司告上了法庭。“他們想開除我，因為我老維權，但是又不退我押金。”

1998年，王學永轉到這家公司并迅速成了“刁民”——當時司機違反交規后政府罰錢公司也要罰錢，他不服氣，向公司要發票，公司不給。之后，王學永拿著129號文件找領導，質問為什么規定上下浮動15%，但公司都是上浮。一路追問到北京市出租車管理局，最后得到的答復是這個標準是出租車協會協商決定的，而這個協會的成員大多是出租車公司領導。

董昕代理了王學永的案子，最后勝訴，王學永拿回了屬于自己的押金。

跟他們不同，邵長良選擇了“人大道路”——通過人大代表提交議案維權。1997年，邵長良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了份關于北京出租車行業問題的研究報告。

寫完以后，他謊稱自己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沈夢培的朋友，從人大代表聯絡處要到了沈夢培的電話，“我通過媒體看到，他當時關注出租車行業。”

沈夢培讓邵長良按照議案格式把材料改寫，然后帶著邵結識了很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寫人大議案很有技巧的”，1997年、1998年、1999年，沈夢培和邵長良每年都在人代會上遞交關于出租車改革的議案。

同時，邵長良還在繼續自己的北京出租車行業研究。2002年研究完成形成文字稿，邵長良打印了400多份，給所有自己能找到地址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機關部門都寄去。其中有一份輾轉到了記者王克勤手上。

2002年7月，王克勤見到了邵長良、董昕，隨后展開了長達半年的調查。當年12月6日，王克勤用5個版刊登《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用了2萬多字披露了北京市出租車公司“空手套白狼”的發家史，對份兒錢的起源以及大公司制下司機惡劣的生存狀況亦做了全面的報道。出租車壟斷問題第一次如此徹底地進入大眾視野。

董昕在凌晨兩點直接開著車到印刷廠買了5000份報紙，拉到機場分發。稍晚一些，邵長良一口氣買了12000份報紙，那一段時間，他每天都拿著一摞報紙上班，半賣半送。

報道引起了轟動，2003年年初，北京各大報紙開始傳出北京市要改革出租車管理體制的消息。在透露出來的報批方案中，份兒錢被取消，出租車公司實施8小時工作制，并降低風險承包金，司機憑業績拿工資。

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樂觀態度，學者余暉一直從事政府管制研究，他當時在媒體撰文指出，新方案的分配方式是公司和司機雙輸，很難推行，并且沒有觸及出租車行業的行政審批問題，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一語成讖，這個待批的新方案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