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不盈利才不道德

但史玉柱并不承認自己的游戲比別的游戲商有更大的不道德。關于一些人指責的“花錢買道具”即可幫助玩家快速打敗對方的事實，史玉柱認為這就是一個商業模式，“也許它確實存在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承擔。如果真要怪罪，那只能怪罪韓國人。”

關于宣揚暴力問題，史玉柱這樣回答：“首先，我覺得大家混淆了現實中殺人和游戲殺人的概念。這完全是兩碼事。其次，我們的《征途》和下一款游戲都是戰爭題材，戰爭題材是肯定要殺人的。”

史玉柱認為社會對他的要求比對陳天橋、丁磊的要求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里是成者王敗者寇。”

關于社會責任和商人逐利這個話題，史玉柱倒是很坦然：“我覺得做一個企業，追求利潤是第一位的。你不賺錢就是在危害社會，對這個，我深有體會。我的企業1996、1997年虧錢，給社會造成了很大危害。當時除了銀行沒被我拉進來，其他的都被我拉進來了。我的損失轉嫁給老百姓，轉嫁給稅務局。企業虧損會轉嫁給社會，社會在擔這個窟窿。所以，我覺得，企業不贏利就是在危害社會，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不能不承認，史玉柱說的部分是實話。中國人的輿論，有時確實存在某種過于道德化的傾向。汶川地震那一年，曾經有不少企業面臨被輿論“逼捐”、“比(較)捐(款)”的現象。大家似乎忘記了，企業的首要職能首先是經營好企業本身，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解決好自我“造血”的問題，才是生存的第一步，在能夠生存之后，實現自身資產的增值、企業的持續發展仍為他們的頭等大事，我們不能以要求慈善機構的標準來要求企業如何“道德”。史玉柱的聰明，在于他懂得中國人的心理并深諳國情，用“農村包圍城市”和實用主義的廣告攻勢占領市場，而相應的，他依然受到這個環境的特殊的道德追問。他必須在生存、發展和道德形象方面掌握平衡。

史玉柱的境遇，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有限的市場空間、不規范的法制環境、相對滯后的意識形態、公權力蔓延而民企憑借孤絕之力欲突出重圍，其間不乏劍出邊鋒之舉。于是，利益和傳統道德難以得兼，“民企原罪”一度被提上臺面。但只要我們平心而論，如果我們能理解民企在體制變化中的艱難處境、他們面對政策瓶頸和權力壟斷時的進退失據，我們或許多少可以體諒他們的“野蠻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