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性用品之一的充氣娃娃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日前有消息稱國內首屈一指的性用品制造商——溫州愛侶保健品公司將有可能得到深創投3億元投資。

20年來，這些成人用品的提供者默默地改變著中國人的性觀念，并且改善了使用者的性生活質量。而這一行業至今沒有國家標準的事實，顯示其從業者的壓力有多大。

改變得還不夠。與歐美國家相較(據說其40%以上的成人使用振動器)，中國人還不能坦然把性用品與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可以肯定，他們并非對此毫無興趣。而國內大量的低劣產品制造者也對這一行業造成傷害。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目前，全國性用品行業的年銷售額大約數百億元(有資料稱為1000億元)，其中，避孕套品類占三分之一。全國有500家生產企業和大約20萬家線上線下零售店，制造和銷售均相當分散。隨著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天然適合網絡銷售的性用品行業也引起了投資界的注意，但少有投資案例出現：政策不明朗，規模不夠大。

一直努力從代工向品牌制造商轉型的愛侶公司是這一行業的榜樣。在它的未來業務規劃里，工廠的固定資產將不再做大的投入，融資將全部使用在品類擴張、渠道擴張、體系和品牌建設上，內銷比例將提高至40%。

深創投的加入，預示著國內成人用品市場爆發性增長即將開始嗎?

愛侶

“兒子啊，這個公司我就交給你了，你要把它發揚光大。”2000年，當吳偉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他31歲，剛剛在老家溫州舉行過婚禮。

吳偉是長子。父親吳振旺，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算是一位傳奇人物。早年間，他是溫州市潞城電風扇廠的廠長。據說，溫州的第一臺電風扇就是他親手造出來的。上世紀80年代初，作為第一批創業的溫州人，吳辭職下海。他做過貿易，開過廠，也在上海做過電機生意。吳有技術專長，有管理工廠的經驗，為人爽直活泛。據早年接觸過他的人說，“酒量很好，喝了酒，能哭能笑，能說能鬧，滿臉通紅。”

吳振旺是個強勢的老頭。雖然自己是技術出身，但他從來就沒打算把幾個孩子培養成上大學的工程師。吳輝排行老二，生于1970年。在他的記憶里，小時候父親買賣做得不錯，家里起了一棟四層小樓，是街道上第一個。初中時候起，他開始幫父親的工廠安裝送貨，一個月能掙2000塊錢。高中一畢業，他就跟大哥吳偉一起，跑到上海幫父親打理電機生意。幾年以后，父親的一個下屬卷款潛逃。吳家的生意和生計都陷于困頓。有傳言說，當時吳家欠下外債2000萬元人民幣。

“資金鏈整個斷裂。”吳輝回憶說，“到底虧了多少，我們也不知道。但總之，全面破產。”

1994年年初，吳振旺在溫州看到一本名為《太陽與月亮》的雜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說，北京開了中國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吳振旺動了心思。此時，他的電機生意欠下巨債不說，也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帶著兩個兒子去了北京。

吳家父子發現，這家開辦了一年、名為“亞當夏娃”的成人用品店，賣的產品非常簡易，但價錢卻很高。“簡直不是產品的產品。”吳輝回憶說，“一個皮套加一個電機，完全沒有任何的手感，批發價卻都要100多。不過，這個成本卻很高，因為量很少。”

任校國是亞當夏娃最早的一批供貨商之一，也是中國最早從事成人用品制造的人，今年虛歲59。在他的家鄉浙江省奉化市，甚至有這么一個言過其實的說法：“奉化出了兩個校長，一個蔣校長，一個任校長。”很有可能，吳輝最早看到的“不是產品的產品”就出自他手。

任畢業于浙江醫科大學，曾經擔任過當地醫院的泌尿科醫生。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辭職下海，賣過復印機，管過紗布廠，還創辦了一家名為“精益”的醫療器械公司，專門生產治療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儀器。1991年，中國還完全沒有性保健品的概念，藥店里只有避孕藥和安全套。這時候，任校國抓住了一個機遇。他花了8600元人民幣，托人從香港帶回男用、女用各兩只性器具，然后在自己的醫療器械工廠開模仿制。一開始，這些產品只能托關系在醫院的泌尿科售賣，男用女用各兩款，共600只，150塊一個，不到一個月就賣光了。不過，就連任校國自己都承認說：“這些人工陰莖、人工陰道，你只是粗一看很像，再仔細一看，其實根本不像。”

吳振旺很快意識到，自己發現了一塊處女地。“亞當夏娃”一天能賣多少貨，他并不清楚。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店里人多極了，有慕名而來看熱鬧的，有想進貨的，有想開連鎖店的，也有想來買藥的，甚至有人拉著售貨員的手不肯放，表達感激之情。吳振旺回到溫州，把自己家房子抵押給銀行，貸款120萬元。他拿出其中50萬，準備開店。

1994年12月9日，溫州亞當夏娃性保健品店在隔岸路193號開業，是溫州第一家性用品商店。1995年1月，長子吳偉在上海四平路28號開店。很快，吳振旺在溫州成立了溫州亞當夏娃保健品公司，并迅速在全國各地復制了20多家店鋪。這些零售店生意很好，基本上投入10萬元，一年就賺回來了。有些地段好的店面，回報率能夠達到300%。吳輝至今記得，上海第一家店開業的第一天，銷售額就有37000元，“門口排長隊，保安全來了。”

短短一兩年間，吳家的銀行貸款和當初的外債全部還清。

吳振旺開過工廠，懂機械，明白任校國那些簡陋的產品成本究竟幾何。在開店的同時，他已經有了打算，預備把剩下的70萬貸款投入研發，開一家制造工廠。他托人從日本買回來樣品，在溫州的一家玩具廠仿制。“當時，我們也不敢做得太像真的。”吳輝說。在有些老同行的記憶里，吳振旺當時的研發簡直是偷偷摸摸。溫州人好面子，因為怕人說閑話，他在工廠里做好樣品，都是鋸成一段一段地帶出來，見客戶的時候再拼起來給人看。

這種提心吊膽的行業主旋律一直延續多年。1986年，公安部曾經發過一個文件，宣布生產和銷售跟性有關的物品(“淫具”)是犯罪行為。1994年，任校國在奉化自己的工廠里“傳播淫穢物品”被捕。4個月后，有人托關系找到中國泌尿科權威吳階平，以“醫療輔助健康用品”的名義，把任校國保了出來。吳階平建議任校國：為了安全，你既然大部分產品賣給醫院，可以去弄一個批準文號。任校國下了一番工夫，終于在1995年拿到了中國第一個性用品的醫療器械批準文號。

此后，性器具有了婆家。它被正式列入醫療輔助健康用品，生產和銷售都要接受國家藥監局審批和管理。

國家政策管制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也始終高懸在吳家父子頭頂。他們每開一家新店，都會跟當地的計生委合作，繳納一定的管理費，掛靠在其旗下。即便如此，溫州的第一家店開業不到三天，就有電視臺記者帶著派出所的人來拜訪，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壓下去。等到吳振旺要開廠的時候，問題來了：怎么才能拿到省一級的批準文號?否則，這樁生意朝不保夕，早晚會黃。

7年前，吳振旺退休了。據說，他現在住在溫州老家，忙于寫書。他被吳偉吳輝父子“保護”起來，很少見外人。不過，愛侶公司從上到下，人人都特別樂于談論公司第一代創始人當年的“壯舉”。據說，當時吳振旺通過關系找到北京公安部，帶著鋪蓋卷行李，一坐就是好幾天。他是怎么辦到的，他說了什么，我們已經無從打聽。不過，所有人都知道，當吳振旺回到溫州的時候，國家公安部已經廢除了1986年的“淫具”文件。不久以后，吳振旺真的拿到了省一級的藥器件準字號。一年以后，又升級為國家藥器件準字號。

1995年上半年，吳家在溫州市郊租了一間2200平米的廠房，開始正式生產性用具。這時候的產品，還沒有后來那些跳蛋、轉珠棒，只是男用女傭各兩款簡單的產品，并無技術含量，也談不上有什么設備。不過，對于一個剛剛起步的市場，足夠了。吳振旺把樣品拿去給“亞當夏娃”的人看，得到的評價是：“仿的水貨，也很簡單，但比任校國的還是好多了。可以賣。”

這時候，吳氏家族的內部分工已經很清晰。吳振旺在溫州管理工廠，負責設計研發和生產。吳偉在上海，負責上海地區的銷售。吳輝在溫州，負責溫州地區的銷售。很快，三弟吳曉也加入進來，和吳偉一起在上海工作(后來，吳曉退出家族生意，在上海從事金融業)。這是一個以嚴父為核心、運轉自如的家族機器。曾經有人當著吳振旺的面開玩笑，說吳家是“革命家庭”，他也哈哈一笑了之。在吳家，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攤事。吳振旺管工廠，他的妻子管工廠財務。吳偉管上海的公司，他的妻子管理上海公司的財務。吳輝管溫州公司，他的妻子管理溫州公司的財務。

在吳輝的記憶里，父親是個嚴厲的角色，向來說一不二，幾個兒子卻都是“很乖順”的孩子。照理說，父親管工廠，兩個兒子各負責一塊店面銷售，應該各顧各的。但事實上，吳家三塊業務是一盤棋。這就是說，吳偉和吳輝負責的業務永遠是工廠的“提款機”。

“2000年之前，我們一直沒什么錢。”吳輝說，“那時候，我們是以店養廠。店里賣貨的利潤，基本上都投入到廠里了，買設備，擴大規模，買地。也跟銀行借錢，還了又貸，還了又貸，好幾次這樣。但即使這樣，還是投入大，產出小。工廠規模不大，產品報廢率高，而且競爭對手慢慢也多了。”

愛侶的產品銷售以國內市場為主，但是根據國外水貨仿制出來的產品，往往很難滿足國內客戶的需求。吳偉是個有心人。他在上海開店的時候，經常和顧客交流，并且把談話錄成錄音帶，交給售貨員學習，了解終端消費者心理。在他看來，愛侶的產品和銷售存在很嚴重的斷層。

“我在第一線，我知道消費者要什么。我把這些要求返回給廠里，要求改進，他們做出的反應卻很慢。比如說，尺寸上需要改動。同樣一個沙發，歐美人做下去大半邊沒了，我們亞洲人可以坐三四個。電機震動的頻率，歐美人和亞洲人需求也不同。還有顏色，亞洲人也有自己的偏好。總之，這些要求，讓廠里改一個兩個還好說，要說幾百個產品都修改，就很難。他們有錢寧可投到設備上，也不肯投在設計上。”

吳偉和父親在經營理念上的分歧，已經初見端倪。

吳振旺年紀漸長，決定把工廠和整個盤子托付給長子，自己則退居幕后。在2000年的一次家庭會議上，他對吳偉說出本文開頭的那句話。

很快，吳偉打點好上海的生意，舉家搬回溫州。他幾乎住在工廠里，每天跟工人一起吃食堂。他能夠吃苦，并且經常對這個世界抱之以沉默。

業態

任校國早已經不做性用品生意了。他的辦公室在奉化東郊開發區的一座熱處理廠里頭。前年，他以每年30萬人民幣的價錢把性用品工廠承包給一個下屬，自己開了這家熱處理廠，并開始做竹制牙刷生意。

只要坐在大班桌后面，任校國就還是當年那個他。他沖下屬發火，他向秘書發號施令，他說起話來手舞足蹈。“那種廠子不賺錢是當然的咯。”他揮揮手，指的是小軍的工廠，“2003年，國家放開限制，這種廠一下子多了起來。競爭一多，市場又不大，自然有人會死。”

2003年8月28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發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關于仿真式性輔助器具不作為醫療器具管理的通知》。從此，國家對中國的性用品放松管理，不再是特殊商品，無需前置審批。

政策改變業態。此前，中國性器具的制造端基本上被“四大家族”包圓兒：遼陽的百樂、溫州的愛侶、深圳的積美和深圳的夏奇。但是這項通知一出，性器具工廠如雨后春筍一般，在江浙和珠三角地區誕生。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統計，截至目前，全國約有500個生產性用品的工廠，其中專門生產性器具的廠家就有50家，年收入能夠到500萬元的則不到10家。

與此相對的是，在過去的9年里，整個性用品的市場規模并沒有迅速地增長。任校國把中國的性用品市場分為七大類：器具、口服壯陽、噴劑、避孕套、口服興奮、消炎和情趣內衣。他認為，如果只算中國內銷市場的話，整個盤子也不過是150億元人民幣。其中，光避孕套這類計生產品，就要占到50億。剩下的市場份額里，留給性器具的就非常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