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瞻產業研究院調查過程中，企業家一一疾呼，目前銀行擔保條件高、融資費用高，“最賺錢”的銀行業實際上是攫取了實體經濟微薄的利潤，急盼國家出臺相應的扶持性信貸政策，對處于逆境中的紡織業“拉一把”。

“紡織業是重要的民生產業，為老百姓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希望國家能協調各金融機構，加大對產業的資金扶持力度，降低擔保條件，減少全額保證金，雪中送炭，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山東省紡織工業協會會長夏天林說。

勞動力之困

春節后，有位同鄉給藍駿集團董事長劉天林打電話，希望自己當建筑工的兒子能進紡織廠上班。老鄉再三強調，掙多少錢無所謂，有沒有發展也不重要，關鍵是別讓他家的獨生子累著。劉天林掛掉電話，心中五味雜陳，“這幾年，工廠幾乎招不到30歲以下的年輕工人，或許家庭結構的變化也是原因吧!”

新一代農民工正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紡織業算是其中的代表。調查顯示，去年紡織業工資平均漲幅在15%以上，但八成以上的企業依然存在用工短缺。許多企業反映，這一代農民工多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和成長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由于紡織工廠噪音大、氣味重，再加上勞動強度較大、薪水又不算高，造成了企業招工難、留人難。

為了緩解招工難，同時又降低勞動成本，一些企業選擇改善管理制度。鉅創公司總經理吳偉強回憶，作為港資企業，2004年企業開工時，工人是排隊來報名。可是去年，他把員工薪酬福利提高了25%，計劃招工1000名，也僅招收到300名;今年春節后開工，企業連60人都沒招到。“我現在是三班倒改為兩班倒，提高勞動效率，不過人員缺口壓力仍然很大。”

也有一些企業選擇福利留人。“現在年輕人都不看自己能干多少，只看能掙多少。我們真是哄著員工來上班，免費培訓、提高福利，唯恐員工流失。”豪盛集團副總經理杜新生介紹，去年，企業給每名職工都配發了電動車，月月還有各種小福利，春節期間還包車接送職工。預計今年企業薪酬還要上漲才能留住員工。“留人不易，能留下來就是勝利。”

還有一些企業選擇海外建廠。“去年職工工資增長了13%，比企業銷售收入增幅還高10個百分點，所以工人返廠率在98%。但是人工再這么漲下去，企業吃不消。”當考察到柬埔寨工人月薪水平為70多美元，僅為國內的1/4，姜明于2010年在柬埔寨成立了分公司，一期服裝項目實現了當年投產當年盈利，如今越南的紡紗廠也在基建施工。“因為價格低，歐美市場又對其有關稅優惠，訂單大量流向東南亞。把雞蛋放在幾個籃子里，還是保險些。”

稅負之惑

自從200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結構性減稅”一詞后，山東亞光家紡公司副總經理丁立明就更加關心紡織業特殊的減稅問題。“亞洲金融危機時，為了扶持紡織業發展，我國出口退稅力度很大，現在國產棉花高征低扣的問題也需要馬上解決，才能穩定實體經濟發展。”

我國紡織企業均需交納17%的增值稅、25%的所得稅，以及土地使用稅、城建稅、房產稅、印花稅、地方教育費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殘疾人基金等地方稅費。這些納稅項目與其它工業企業相同。

不過，涉及棉花的紡織企業在增值稅上承受了“高征低扣”的不合理稅賦。一般來說，農作物的深加工產品也都是農產品，比如大豆與豆油，所以進項稅與銷項稅都是13%。然而，棉花加工后的棉紡產品屬工業產品，銷項稅率為17%，因此按目前增值稅條例規定，棉紡織企業計算繳納增值稅時適用17%銷項稅率，而可抵扣的棉花進項稅率只能是13%，實際承擔了4個百分點的不合理稅賦。

“過去，紡織企業的能源、勞動力等成本較低，企業還能承受這種‘高征低扣’的稅收政策。但是現在紡織業的平均利潤率才4%，國家應該平征平扣，減輕企業的稅賦，還給紡織業公平的競爭環境。”山東流云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徐錫建透露，如果棉花的進項稅和銷項稅能保持一致，全行業將新增利潤40多億元，無疑是為處于困境中的紡織業送來甘霖。

大染坊集團董事長陳魯坦言，多數企業并不指望國家補貼，只希望國家不多收稅費，提供一個與國外同行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靠補貼是長不大、長不強的，由于市場競爭導致的各種壓力必須依靠企業自身轉變發展方式來消化。但是像銀行融資貴、國內外棉價倒掛、棉花進項稅與銷項稅不統一等問題，是靠企業自身努力解決不了、又嚴重影響行業穩定的，希望國家及早出手，充分保障國內紡織企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過程中的起點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