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源建設大躍進

王丁棉認為，目前部分乳企公布的奶源數據，存在“注水”的可能。

在王丁棉看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國內的乳企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之前是乳企標榜“公司+農戶”的產業模式。但“三聚氰胺事件”的爆發，恰恰證明乳企與農戶之間長期不穩定的合同買賣關系，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因此，國內各大乳企開始集體奔向另一個“極端”，即投巨資自建牧場，拋棄散戶奶源。

近年來，各大乳企在奶源方面均不惜重金。以伊利為例，其曾高調宣布，僅2011年在奶源建設方面投資即達14億元。而據蒙牛乳業年報顯示，蒙牛乳業已在奶源建設方面累計投入超過40億元，參股、合建了14座萬頭以上超大型現代牧場，其未來還將繼續參與建設20～30座超大型牧場。

光明乳業在奶源方面也是動作頻頻。據前瞻網記者了解，2012年年底之前，光明在武漢投資1.3億元建設的“生態示范牧場”將竣工投產，可飼養奶牛3000頭，年產鮮乳1.3多萬噸。光明乳業的股東上海牛奶集團也在蘇北布局了一個4萬頭規模的海豐牧場，已經初期投產，目前存欄牛突破1萬頭。

蒙牛亦宣布，其牧場化和規模化奶源已于2011年提升至80%，遠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34%。

王丁棉提供的另一項中國奶協的調研數據顯示，全國100頭奶牛以上的規模化奶源，目前只占總比例的33%，其他奶源則全部來自100頭以下的散戶奶農。“這么大比重的奶源去向何處了?還是幾大乳企。”王丁棉認為，目前部分乳企公布的奶源數據，存在“注水”的可能。

同處乳業三甲的光明乳業，則是由于其母公司光明集團旗下的上海牛奶集團近年來一直在新增大型奶源基地，加上近年來其不斷有離職高管出去建中小型奶源基地，且這些奶源基地與光明乳業多有股權合作，所以其規模化奶源供應相對穩定。

此外，三聚氰胺后，各大乳企確實已經避開了從散戶奶農處直接收購奶源，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收奶站還在，由其負責從散戶奶農處收集奶源，并集中運往各大乳企。“這樣的結果是，收奶站有了更大的空間去壓低收購價格，最終坑害的只是散戶奶農的利益。”王丁棉說。

模式難題

從奶源安全性的角度，規模化是必須的。但在具體怎樣做到規模化的問題上，幾大乳企都陷入了誤區。

“即使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乳企也沒必要100%自建奶源。”乳業專家、上海壹言商務咨詢公司首席分析師湯志慶表示，奶源一定要抓，但是自建還是用其他的方式可以考慮。自建奶源投資太過巨大，會影響到企業的擴張速度。從國情看，乳企自建約20%的奶源，其余由第三方的規模化牧場完成，則會相對合理。

國內自建奶源大潮中，飛鶴成為了首個退出者。2011年8月，在堅持兩年后，飛鶴國際宣布將以1.318億美元出售旗下位于黑龍江的兩家牧場全部股權，由當地的社會資本接手，自己不再擁有自建的牧場。

據前瞻網了解，2009年8月13日，飛鶴乳業以30美元/股的價格，向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定向增發210萬普通股，融資6300萬美元。在飛鶴原先雄心勃勃的計劃中，未來5年，飛鶴要建成10個歐美國際示范牧場，僅僅這10個牧場飛鶴就要投入30多億元。但其很快陷入了增長困局，在隨后的2010年2季度出現2057萬美元的巨虧。

“從奶源安全性的角度，規模化是必須的。但在具體怎樣做到規模化的問題上，幾大乳企都陷入了誤區。”王丁棉表示，以飛鶴、蒙牛為例，其規模化的方向是“萬頭牧場”。但這一方面投資巨大，另一方面難以根本解除環境污染及疫情防治的問題，為未來的乳業環境亦埋下了新的“深水炸彈”。

國內乳企采取的另一種規模化的方式，則是建立奶農社區，將散戶奶農集中起來。奶農以奶牛入股奶聯社，將奶牛放置于奶聯社中由企業派專人飼養，奶農會在生產后期根據入股情況得到分紅。相對于蒙牛的“萬頭牧場”，伊利采用的多為這種模式。

但王丁棉表示，這種模式下，高度組織化的公司和分散的小農戶間存在極大地信息和管理不對稱，奶農的利益難以得到保證。此外，約束機制的不健全，也導致公司與農戶的合作缺乏穩定性。

據記者了解，在廣東、福建以及上海等區域，部分企業則在試點另一種公司+農戶的合作模式，即公司以資金和設備入股，鼓勵有經驗的農戶養殖200頭以上的奶牛，形成公司與農戶間的利益捆綁，再通過市場定價完成收購。這一模式頗具可行性，當一個農戶只養兩頭牛的時候，他可能會弄虛作假，但他將全部身家押到了這200頭牛身上后，他便不敢肆意而為了，專家表示這一模式能到得到廣泛推行，實現奶源的規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