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市級政府而言，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仍然是首要問題。

盡管談判并不容易，鄂爾多斯依然準備向央企征收更多的稅費，這背后央企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復雜而微妙：政府既歡迎這些企業，又對它們一直因總部納稅而流失的稅源憤憤不平。從去年開始，鄂爾多斯增多了這些央企的協商談判，爭取這些央企把分公司變為子公司，設立獨立的法人機構，這樣就可以把稅收留在當地。

榆林則在非稅收入和非煤炭行業上做文章，希望以“小局”補“大局”，以“其他行業”補虧損較重的“煤炭行業”。通過這些辦法，它們的財政收入可以做到與去年持平，甚至稍增一點，盡管依然完不成預定的目標。

有些支出的增長是剛性的。榆林市的官員說，涉及到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的支出，“不應該減少，也不可能減少”，一部分學校、醫院等在建的公共設施，也不可能停下來變成爛尾樓。

有些支出是可以削減或者暫緩的。前者比如說三公經費，至于后者，一些新區建設、道路建設等市政基礎設施投資，率先停了下來。到目前，榆林的7個市政基礎設施項目大部分沒有實質開工，今年前5個月完成的投資，僅占年底計劃的2%。

為了保增長，當然還有更有意義的事需要去做。

榆林市的官員說，“政府絕不能讓企業倒下來，要和企業站在一起”，今年4月底，他們出臺了推動煤礦復產、能源產能釋放、實行用電獎勵、貸款貼息、促銷獎勵等方面的具體措施，希望通過政府的支出，發揮財政杠桿作用，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他們說，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是要“放水養魚”，絕不能竭澤而漁。他們的做法另有深意：現在這個時候，企業生產雖然困難，但企業進行轉型，做技術改造，成本都比較低，政府有限的財力，可以通過財政杠桿引導企業向能源化工、載能產品等下游行業發展。

鄂爾多斯也想辦法對煤炭企業減負，實行臨時性的減免稅費政策——減得主要是費。在鄂爾多斯當地，針對煤炭，各個部門都有相應的收費項目，諸如國土部門征收的水土流失費、教育部門的教育費附加等等。現在，除了安監部門收取的噸煤3元的費用，其他費用一律取消。

鐵嶺則走上了另外一條路，而且可能越走越遠。當地的官員覺得政府能對工業企業所做的幫助，作用有限，他們寄期望于加快建設鐵嶺新城、推進城鎮化進程，通過土地經營來快速推動經濟增長——盡管現在的新城看起來已經像一座空城。

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十年是中國城鎮化飛快推進、房地產業快速發展的十年，由此而產生的種種行業爭議、社會問題、資本運作、風險預判，錯綜復雜一言難盡。

但很多人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十年也是中國有史以來重工業革命性的十年——改革開放率先發展了以出口加工帶動的輕工業，而對資金、資源空前密集型的重工業，它的系統性風險、以及對一座城市從宏觀到微觀的各層面影響，其實并沒有多少經驗。

在過去，這些城市已經習慣了這種大規模、大項目投資、產出快速發展帶來的種種經濟紅利。現在，城市的執政者需要重新打量、調整這種習慣，他們需要用新的智慧突破眼前的困局，做出新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