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所搶灘中國市場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目前有350多家國際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分支機構，而中國本土律所只有不到20家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在中資所為國內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不利的時候，發達國家的外資所開始蠢蠢欲動，羅榮萍對此感觸頗深。

羅榮萍是戴姆勒東北亞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戴姆勒東北亞公司”)法務部高級經理。有一次戴姆勒東北亞公司來了一名德國實習生，該實習生實際上已經是在德國執業的律師，羅榮萍很好奇，已經有這么好的工作，為什么還來中國做實習生?這位實習生的回答讓羅榮萍印象深刻，他說：“我要過來學習中文，中國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市場，將來中國企業到德國投資，他們必定需要一家專業的德國律所提供服務。”

顯然，國外律師事務所已經虎視眈眈中國這一大攤的市場，甚至已經為未來十年做好了準備，這是中國市場的一個機會，但卻給中國律師行業帶來了挑戰和壓力。知名律所公關經理人沙龍秘書長、法人雜志副總編輯廖衛華指出，與英美老牌大所相比，無論是規模、人才還是綜合影響力和收入，中國本土律所都有相當大的差距。

英國老牌律師事務所年利達(Linklaters) 高級合伙人Peter表示，目前，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交易中，中國本土律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中國企業的國內法律顧問。英美律師行憑借其熟悉母國法律法規、豐富的全球并購經驗、龐大的全球網絡與廣泛的行業資歷，在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市場融資、銀團貸款、兼并收購等大型跨境交易中，遠比中資律師行占據主導地位。

當然，中國本土律所也有自己的優勢。“我們比國際律所更加熟悉中國企業的文化，懂得如何為中國企業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盈科所主任梅向榮表示，盈科的海外機構都是“本土管理層+當地資深專家”，針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本土律所在企業文化、行為方式等方面會更加了解，能夠提供更加細致的服務。

作為企業的代表，羅榮萍認同梅向榮的觀點。即使是作為外資企業的他們在選擇律師的時候，也不必然選擇外資所。“要得到一個大型外企法律代理的總包業務很困難，但是總是有機會，因為有些事情我們會想請一些國際知名律所，但是有些事情，我們真的會覺得小型的、甚至規模沒有盈科這么大的中資所會更合適。”

國際化路徑選擇

中資所的國際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問題在國際化路徑選擇上，走什么樣的國際化?中資所中的后起之秀盈科和老牌大所金杜做出了不同選擇。

法人雜志副總編輯廖衛華認為，盈科和金杜代表了中國律師事務所海外拓展的兩種模式，前者像匹“黑馬”，以超常規方式開疆拓土，迅速擴張，短短兩年多時間在海外8個國家和香港布局;后者符合律所主流發展路徑，國際化專業人才精耕細作。而兩者的國際化戰略或許正代表著中國律所國際化戰略未來的方向。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盈科的方式是通過吸引海外小型獨立律師事務所加盟與合作，借助這種方式，盈科相繼在香港、臺灣、美國、韓國等9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辦公室及合作辦事處。2012年，盈科還計劃在洛杉磯、芝加哥、莫斯科等地設立海外機構，初步形成盈科所覆蓋全球的法律服務體系。在這種模式下，盈科在國際化服務中發揮的主要是橋梁的作用，由盈科牽頭為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尋找適合的當地律所。

與盈科的“加盟店”形式不同，金杜更青睞深度融合的并購。金杜高級合伙人杜慧力介紹，2011年下半年，他們與澳大利亞排名第一的律所萬盛達成合作協議，聯盟后的金杜以一站式的綜合法律服務與跨境交易能力見長：金杜在2012年第一季度全球并購法律顧問排名中躍升至第三位，在同期歐洲并購法律顧問排名中也位居第三。其實，在與萬盛律所合并前，金杜在2004年就開始啟動與香港律所夏佳理方和吳正和律師事務所的合并，與日本三宅山琦律師事務所聯營建立了分支機構，2007年11月，又與澳大利亞GILBERT+TOBIN在悉尼正式宣布結成戰略聯盟。

如果說盈科的模式適合于發揮橋梁作用，那么一躍而成為國際大所的金杜就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從國內企業拓展海外的需求來看，這兩種模式都很有市場。盈科律師事務所國際業務部主任楊琳分析，中國企業尋找國際法律服務提供者的模式有三種：一是直接尋找境外律師事務所合作，實力雄厚的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通常采用這種方式;二是由一家國際律所牽頭，輔之以當地律所;三是由中國律師事務所牽頭，尋找當地合適的律師事務所。從企業數量來看，第三種的市場需求更大。

事實上，盈科和金杜的路徑并非相互排斥，“加盟”是后起之秀律所迅速擴大的捷徑，而在中國律所市場上做了多年“大哥”的金杜是要先行一步，到更高的舞臺上檢驗自己的實力。業內人士表示，向海外擴展是中資所做大做強的必由之路，在此后幾年內，應該有更多的中資所跟上才能實現律師業務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