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攝圖網）

作者|耀華 來源|錦緞

全球經濟博弈的硝煙中，關稅爭端與貿易壁壘的喧囂背后，一個更深刻的命題正浮出水面——如何鍛造經濟的“內生韌性”？

當外循環的不確定性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激活內需不僅是熨平風險的緩沖帶，更是重構增長引擎的密鑰。

從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紡織業的國內消費擴張，到大蕭條時代羅斯福新政的公共工程計劃，歷史的刻度反復印證著一個鐵律——無論是繁榮周期的順勢而上，還是低迷時刻的逆水行舟，提振內需始終是穿越經濟迷霧的羅盤。

鄰國日本，這個曾以“貿易立國”崛起、又在泡沫破裂后負重前行的東亞經濟體，恰似一面棱鏡，折射出提振內需的可靠范本：其經濟產業結構、發展周期與我國存在相似性，且同樣歷經貿易摩擦與外部壓力沖擊。

今天我們就以日本為參考，來總結和復盤下提升內需的思路、手段、政策都有哪些，哪些優勢值得我們借鑒，又有哪些教訓我們需要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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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提振內需的計劃不僅僅限于廣場協議之后，上世紀60年代在傾斜式生產（重能源、工業）的大背景下，日本引以為傲的外循環經濟首次面臨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于是在1960年的最后三天，池田勇人的第二屆內閣正式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雖然政策名頭很響亮，但池田勇人本質還是延循著自己競選時承諾的執政綱領，最早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體實施細則如今看來，依舊延續著主流經濟學派的思想，總結下來與提振內需相關的有兩條：

·擴大生產投資，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國民再分配收入中占比。

·充實社會資本，擴大公共事業投資。

同時，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前，池田勇人還補充了具體細則：生產投資側重于農業現代化，資本開支聚焦于中小企業現代化，以及促進后進地區的開發。

日本著名的“春斗”，正是從這一時期發揚光大的。1962年“春斗”在收入倍增的大方向下，首次實現了廣域普適，達到了巔峰，有181個企業工會參加，覆蓋范圍達到了1600萬人。

雖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過度投資熱潮加劇了彼時日本的通貨膨脹，但單從數據層面的結果看，無疑是成功的：

1961-1970的十年間，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1.5%基本與GDP增速趨同，這也使得內需市場的消費力大幅增強，人均居民消費開支平均復合增速達到了9.4%。

圖：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與實績的對比，來源：《日本擴大內需研究》查笑梅

當然，六十年代的日本通脹抵消了部分實際購買力，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本質是一個相對不成熟（期間還經歷了兩次重新制定計劃）、有副作用（通脹壓力）的經濟計劃。

但它的歷史借鑒意義重大，為后續政策制定，提供了除了公共開支外的第二條路——直接提升勞動者收入分配占比，將居民收入的概念與需求市場強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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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相對成功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后，日本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內需市場對經濟的貢獻作用明顯。但天不隨人愿的是，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經濟問題，對于外部能源強依賴的日本而言，石油危機直接影響了內部市場的價格體系。

日本政府寄希望于靈活的財政政策可以緩解市場日趨緊張的供需關系，在70年代日本國家銀行連續下調了利率，從6%降至4.75%，試圖拉動內需市場刺激經濟。

如果從結果上看，大幅度超預期降低利率確實做到了提振內需，只不過實際影響內需的路徑略顯曲折。從6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量資本流入地產，1973年巔峰時，日本公示地價同比漲幅達到了驚人的30.9%。

而早在1968年，日本的套戶比就達到了1.01，實現了“一戶一套”，到了地產增值的巔峰時，人均住房數達到了1.15，大多數人都吃到了地產崛起的紅利。

地產繁榮，極大地帶動了部分有固定資產的居民資本收益，在70年代的前期確實短暫帶動了內需市場的繁榮。

但地產的流動性過高，在70年代中期產生了副作用：

彼時恰逢戰后嬰兒潮（團塊世代部分+冷漠世代巔峰），年輕人口正式步入社會和婚姻，房地產需求大增。過于昂貴的地產導致居民消費意愿大減，反噬了市場，內需出現了下滑，內需對經濟貢獻占比從9.9%下降至3.3%。

03

70年代后期到廣場協議前，日本整個經濟體系基本依賴外循環（外需），提振內需的政策性綱領比較少見，直到廣場協議簽署，外需萎靡后，內需提振再次成為了政府工作的中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曾任日本銀行總裁的前川春雄制定的《國際協調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報告書》，簡稱《前川報告》。

如果從后視鏡的視角來看，《前川報告》的主體構想肯定是有問題的：彼時日企外需占比過高，并且居民的金融資產結構中，權益類金融資產的占比僅為8%的低位（后25年最高也未超過20%），不足以支撐購買力的快速提升。

圖：1979-2003日本家庭未嘗金融資產結構，來源：日本統計局

因此做多國內資本市場無法直接改善企業基本面，導致通過刺激股市和地產等資本市場來塑造安全網的目標未能實現。

但值得一提的是，《前川報告》在實施細則中，除了宅地政策，城市再開發外，也著重提及了充實消費生活，其中核心的一點就是削減勞動時間，這無疑為內需提振在“錢、地”的橫縱軸外，開拓了消費時間需求的Z軸。

1980-1990年中期，日本名義假期一直在增加（勞工實際休息可能并不準確），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頒布《勞動基準法》修訂案，正式確立了“雙休”制度。

同時在80年代90年代初，日本也嘗試發行了地方振興券（與現如今的消費券補貼類似），不準許流通但可以用來購買商品，同時針對各地方產業結構和需求不同（與大前研一所謂的道縣制提振需求表述類似），細分了內需市場劃分，也為提振內需的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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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三重野康上任日本央行行長，過度的資本熱潮和長期的經濟高增速給予了其充足的信心，以至于日本央行在面對經濟衰退，股市樓市快速下滑時，做出了過于遲緩降息動作，直接導致泡沫被戳破。

因此，千禧年之前日本為了挽救內需市場，受限于經濟形勢壓迫，財政舉措非常有限，無外乎舉債。根據招商證券統計，千禧年之前日本政府累計舉債超過14次，金額越來越高。

圖：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舉債統計，來源：招商證券研究所

舉債的效果有限，千禧年之后，日本政府又為了彌補債務窟窿，不得不大幅度印錢，在2001-2006年，日本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加了61%，財政政策進一步承壓。

因此，從橋本政府開始到小泉政府，日本一直在試圖彌補三重野康“后遺癥”帶來的影響，既要考慮內需疲軟的經濟壓力，也要兼顧舉債帶來的赤字壓力，因此歷屆政府基本就是圍繞著財政政策實行“水面法”：

橋本政府當政之處，亞洲經濟危機還未爆發，相對樂觀，削減赤字改善債務成為了核心，進一步導致了內需的惡化；小淵政府和森喜朗政府面對內需惡化，不得不擴大公共投資，債務惡化；小泉政府“健骨”方針，忍受低增速減少赤字，改善債務；安倍政府再次擴大開支，陷入循環。

圖：千禧年前后日本政策波動演示，來源：錦緞研究院

一屆政府加大開支刺激經濟，一屆政府減少赤字擦屁股，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因為缺少外部有利的經濟環境，強行赤字擴大內需，并未能實際長期改善內需，直到著名的安倍經濟學登場。

作為近十年財政政策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安倍經濟學幾乎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存在，我們先簡單介紹下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激進的貨幣寬松政策、靈活的財政刺激政策，以及增長性結構重組。

其中增長性結構重組中，落實的內政舉措相對較少，和提振內需強相關的還是前兩支箭，根據具體的政策又可以細分為：創新的負利率和QQE，以及稅收政策的蹺蹺板。

負利率的目標很好理解，千禧年以來日本維持的低利率已經無法實現提振經濟的目標了，負利率迫使銀行向外放貸擴大資本開支。

QQE的目標也很好理解，瘋狂印錢維持長期國債低利率，保證套息交易和日元的國際地位，同時大幅度利好資本市場，寄希望于資本升值帶動消費市場。

稅收政策的目的相對復雜，一方面增加消費稅來緩解政府收入，一方面減少企業稅負來擴大生產和資本投入，最理想的情況是企業稅負下降帶動員工工資收入增長，抵消消費稅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果，實現平衡。

安倍經濟學有效果嗎？短期內確有成效，日本經濟在2012年前后經歷了一波小陽春，突破了上世紀90年代的高點，但是非常短暫。

圖：美元計量日本歷年GDP趨勢統計，來源：EPS數據

根據四年后大前研一《低欲望社會》對安倍經濟學總結評判來看，安倍經濟學在提振內需的層面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我們總結為以下三點：

首先，日本居民的資產結構于歐美完全不同，國民持有金融資產的比例并不高，股票資產占比不足美國普通居民的1/3。

圖：2018年日本、美國居民資產構成占比對比，來源：日本事務局

負利率帶動的資本狂歡并未能實際傳導至普通消費者身上，也就沒有進一步提振內需消費的可能，企業基本面逐漸與資本市場脫軌，未能形成循環。

其次，加大行業投資和公共事務投資也好，放寬容積率也罷，公共事業投資提振內需的方法會出現邊際遞減，因為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承接，最終會導致“緊急經濟對策”失效。

最后，企業降負稅和貸款余額的增加，并不能有效彌補消費稅上漲帶來的影響，通過消費稅上漲彌補財政壓力，又通過其他渠道彌補消費稅上漲的壓力會導致熵增，最終得不償失，反而影響內需消費市場。

總結而言，安倍經濟學中關于提振內需的總體解題思路并沒有脫離“水面法”，只不過選擇了更多的水，放棄了加面的步驟，將難題拋給了后代。

其實，安倍經濟學的錨點就是2%的通脹率，疫情這一特殊事件也確實帶動了全球性的通脹，就結果而言，日本在疫情后期實現了夢寐以求的通脹。

但輸入型通脹帶來的后果是所有的原材料，產品，商品通通漲價。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進一步下滑，內需依舊不穩，經濟增速再次回落。

安倍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印錢也有很強的邊際效應。

日本提振內需的政策和路線相對完整，不論是依托凱恩斯經濟學還是羅斯福新政，增大公共開支，還是加強國民收入比重，稅率調整都嘗試過。

當然，現如今絕大多數日本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內需不振的主要問題，可能不僅僅只有財政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舊取決于人口結構。

行文至此，我們做一個總結：

1.日本刺激內需的所有政策基本都是圍繞著政府開源作文章，政策的差異點在于控制“水”的方向在哪。

2.目前來看，主流的開源方向有三個：圍繞著公共事業和基建、圍繞著資本市場和地產、圍繞著消費者。

3.公共事業投資層面，主要的理論支持來自于上世紀羅斯福新政，基本投資方向是醫療、教育、農業、政府基建、科研和環境改造。成效較慢，但如果政府財政能夠做到有效支撐，副作用相對較小。

圖：美、日提振內需計劃中公共事務開支方向，來源：錦緞研究院

4.如果將股市和地產作為提振消費需求的手段，確實可以在短周期內迅速帶動消費，但需要相對審慎應對資產價格影響預期。

經濟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公式能夠精確地測算出資產升值后有多少能夠流入消費市場，但二者絕對存在強相關的關系（參考安倍前期和美國社會消費發展），因此可能會出現負作用：

地產作為投資剛需雙屬性，一旦資產價格與實際需求脫鉤，會反噬消費市場的發展，可以參考197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

股票類金融資產具有很強的虹吸效應，一旦資產價格漲幅過快，會吸收大量消費市場的存量流動性，逐步導致消費市場疲軟，企業基本面透支，可以參考當前的美國和前川報告、安倍政府中期的日本。

因此，只有通過更精密的制度設計，才能使用資產增值的手段來提振內需。

5.至少以日本的經驗來看，圍繞消費者補貼和提升初次分配占比是提振內需最成功的方式（當然也有經濟本身向好的預期）。但是這也是所有提振內需的政策方略里最難實現的，畢竟無論是收入分配改革還是通過技術革新提升生產力，都需要長周期方能見效。

同時調整稅種稅率也是提振消費力和居民收入的方式之一，但如果政府本身的財政收入基底不厚，很容易陷入兩難自解，政策反復的困境（參考1990年代日本），得不償失。

另外，針對渠道和消費環節尾端的補貼（如消費券，振興券等）可以在短期內達到同樣的效果，但是治標不治本，長期還是依賴人均收入的提升。

綜上所述，根據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提振內需從影響效果、速率可以類比為金字塔結構，如下圖所示。

圖：各類提振內需的方式特點金字塔圖，來源：錦緞研究院

當然，淺嘗輒止的研究只能為我們提供思路框架，宏觀經濟之所以是社科的集大成者，正是因為再厚重的典籍，也無法窮盡多變的現實。

縱觀日本半個世紀的內需突圍史，政策工具箱的每一次開合都伴隨著希望與陣痛的共振。公共投資的涓滴效應、資產泡沫的雙刃鋒芒、收入分配的改革陣痛——這些交織的線索揭示了一個真相：提振內需從無“萬能公式”，唯有在動態平衡中尋找破局點。

當我們將目光從東京灣拉回本土，或許會發現，真正的答案不僅藏在財政杠桿與貨幣政策的精妙配比中，更蟄伏于每一個消費者的信心褶皺里。畢竟，再洶涌的浪濤，也敵不過信心鑄就的桅帆。

【1】《內需強國：擴內需穩增長的重點·路徑·政策》王健

【2】《日本擴大內需研究》南京師范大學—查笑梅

【3】《日本通史（修訂本）上下》馮瑋

【4】《日本提振內需中的得與失》知乎扯個錘子

【5】《各國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及措施》科教論文網

【6】《日本家庭資產配置的結構變化（1985-2022）》嘉實財富

【7】《戰后日本經濟史》野口悠紀雄

【8】《低欲望社會：“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大前研一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錦緞，作者：耀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