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新華社邀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詳細解讀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披露了中央對于如何推進財稅改革的考慮和部署。樓繼偉明確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國家財稅制度是立國根基，國家性質與財稅制度密切相關，彪柄史冊的美國獨立戰爭也不過用實際行動捍衛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利益主張而已。

歷史教訓：王安石、張居正變法失敗

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變法大都與財稅體制改革有關，改革的失敗也與財稅體制的惡化密切相關。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后期張居正變法，均以慘敗告終，技術性改良而非體制上的根本突破，加上失去約束力的王朝財政機制，決定了封建時代的財稅體制改革只能在愛民與害民之間打轉，不可能跳出“黃宗羲定律”的窠臼，以合法稅收的方式使“子民”變“公民”。

朝廷介入市場是財稅改革的大忌。王安石變法違背愛民初衷，為了讓宋神宗實現收復契丹與西夏所占國土的雄心，王安石成為財政總管大力充實國庫，目標是強兵富民，希望官民同時獲益。王安石讓朝廷參與到農民與商家的具體交易之中，如“青苗法”在農民青黃不接時由政府以20％的利率貸款給農民（這一利率低于市場利率），農民以地里的青苗為貸款抵押。結果失控，官家壟斷借貸市場，地方官員以高利貸盤剝農民，農民沒有活路。腐敗蔓延到各地，酷吏貪官把新政當作貪腐良機，朝廷失去了對財政的掌控權。改革的善意異化為各地官員對百姓的嚴苛剝奪。

明神宗時首輔張居正改革，以集權方式推行一條鞭法，在全國丈量土地，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并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到田畝上，類似于清代雍正朝實行的攤丁入畝，田賦、徭役和雜稅合為一條后，一律征銀，目標是增加收入簡化稅費服役，降低征收成本。張居正身后改革被全部推翻，子孫流離。

明代末期財政脆弱，如沙灘城堡不堪一擊，為了軍事戰爭稅費多如牛毛，一條靴法之外又附加了層層疊疊的稅費，朝廷財政紀律形同虛設。加上全民貪腐、權貴橫行、饑民流亡，王朝未亡財政先亡。

支持改革的兩位皇帝謚號，一位叫宋神宗，一位叫明神宗，顯示其后代對這兩位先皇頗不以為然，他們鼎力支持的改革被否定。

兩個相隔500年的財政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共通的，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財政制度，法治稅收意識如天方夜譚，改革過程成為貪腐官員將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即使改革者擁有權威、即使改革初期受到追捧，仍然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這是以封建王朝權威為依托、進行財政技術改良者的宿命。

當下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不應該成為歷史“變法”的延續，而應該成為根本制度的轉型。

朱鎔基時代：倒逼出來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是爭議最大的財稅體制改革，以目前顯現的負面效應否認分稅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觀，但過于拔高分稅制改革的意義，認為是中國現代財政體制改革的里程碑，同樣離題。

分稅制改革是解決困難的改革，目標是建立中央財政的統籌力量以推進改革，同時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正確的激勵體制，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奠基，制造業產業鏈逐步形成，政府各部委等退出經商。

但是，分稅制不是建立基礎財稅體制的根本性改革，當時的歷史條件也不允許根本性改革。

分稅制改革首先是救急，19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力量薄弱從數據可以窺見一斑：中央財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從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稅制改革之后，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當年的11%增長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則由3%增長至10.57%，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大大增強。

二十年前，王紹光和胡鞍鋼合著《國家能力報告》一書，國家能力被分拆為四種具體能力：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其中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該能力由兩個指標反映：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十年后，《21世紀經濟報道》再次采訪胡鞍鋼先生，胡先生稱分稅制改革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制度創新，是中國制度建設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是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改革，首次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系的制度，同時也是首次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規范的、統一的、透明的稅收關系的制度。中央調控能力增強、基礎設施增加、轉移支付地區貧富差距縮小、以稅收“養（政）府、養軍”都與分稅制改革相關。

如果說當初的分稅制改革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實力，“集中力量好辦事”，并且通過系列改革解決了國企三角債、銀行業面臨破產等一系列難題，目前分稅制出現明顯的負面效應，地方債上升、土地財政依賴、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權事權劃分不公、轉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難題層出不窮。

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增加，財政效率下降尋租現象增加;地方政府財權事權不匹配，按照分稅制的設計，1994年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返還）占當年轉移支付的70%，由于這部分的增長速度遠小于財政收入增速，中央財政占比越來越大;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土地財政，政府官員異化為房地產企業高管，地方負債上升大多數用土地作抵押，土地的插管直通民間資金池，成為中國大規模投資的核心動力。所有這些跡象顯示中國財政正在醞釀大病，再不進行根本性改革，將病入膏肓。

胡鞍鋼先生在采訪中顯示，他主要考慮的是中央的控制力量、對地方、對軍隊的掌控等因素，卻缺乏公共財政學者所必須具備的預算硬約束、財政使用效率、稅收合法合意等基本的觀念。胡鞍鋼先生更象一個政治家，與其說當年的財稅改革是財政體制改革，不如說是一場激烈的政治博弈。《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一卷首次公開發表了朱镕基1993年9月9日到16日在海南和廣東與地方領導人就分稅制對兩省財政收入的影響等地方顧慮的問題發表的講話，公開了9月18日朱镕基就分稅制問題寫給江澤民和李鵬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信，9月25日在新疆發表的關于分稅制對西部經濟的影響的講話，在地方政府的抵觸中強力推進的線索清晰可見。

分稅制改革對應的是不那么現代的政府構架，嚴重扭曲了政府角色，如果不進行根本性改革，不建立公共財政根基，任何經濟改革的努力都會被強大的習慣勢力拉回到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