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您的提問。

前瞻產業研究院認為，近年，各大城市掀起搶人大戰，不僅僅是搶人口，更是在爭奪人力資本。

一、人口紅利消退，人力資本積累彌補勞動人口不足

過去二三十年，中國依靠人口紅利，獲得了經濟的較大發展。然而近十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總體呈下降趨勢。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為1523萬人，較2017年下降了200萬人，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49個百分點。2019年1月，社科院發布綠皮書，指出對于中國的人口而言，總人口將在2028年左右開始出現負增長，人口負增長時代將在21世紀上半葉到來。

圖表1：2008-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數及人口出生率情況（單位：萬人，%）

與人口紅利消退同步發生的，是中國勞動力人口萎縮，老齡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成為社會事實。2001年，中國便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18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67億人，老齡人口比重達到11.9%。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訂版）》預計，中國將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2050年達26.3%，到2060年后逐漸穩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

圖表 2：2008-2018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及增速情況（單位：萬人，%）

在此背景下，多數城市均同樣面臨著年輕人口大幅萎縮、人口快速老化問題，但也有部分城市受益外來年輕人口大量涌入，老齡化程度一定緩解、人口依然較為年輕。“搶人”對于彌補勞動人口不足的影響不言而喻。

圖表 3：2018年我國代表城市常住人口及戶籍人口老齡化比重（單位：%）

二、人力資本驅動創新，高學歷人才“僧多肉少”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質量轉型的時期，壞境為創新與科技發展提供了溫床，國際上對科技與創新的重視日漸上升，而人工智能等也已經上升為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支持，各地方發展也將科技與創新納入戰略規劃。而人口是創新驅動的根本，驅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普及，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5年，然而還是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發達國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加拿大為14.6年，澳大利亞為14.4年，英國為14年，芬蘭為13.5年，美國為13.4年，法國為13.1年，日本為11.1年。橫向對比來看，我國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圖表 4：各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單位：年）

在“總量不足”的情況下，我國人才還“分配不均”，人才供需呈現“僧多粥少”的局面。從我國各省市高學歷人口（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比情況來看，北京、上海兩市獨占鰲頭，高學歷人口占比均在20%以上，分別為28.4%和20.8%，分別領先全國平均水平（8.6%）19.8和12.4個百分點；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西南地區，如云南、貴州、西藏等地，高學歷占比在5.5%以下，落后全國平均水平至少3.1個百分點，更落后北京22.9個百分點。人才分布極度不均衡。

圖表5：2017年中國各省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比例（單位：%）

積極的引才措施有助于高學歷人口聚集，而城市之間高學歷人才比例差異明顯，對于人才比例較低的城市，要想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才爭奪不可避免。

三、政策趨嚴，人力資本有利于緩解財政壓力

一方面，近十年來，全國及地方稅收收入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有所放緩，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為156,401億元，同比增長8.3%，增速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全國各省市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上升，截至2018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39萬億元，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債務壓力較為突出。

圖表 6：2009年以來全國及地方政財收入增速情況（單位：%）

圖表 7：2018年各省政府債務規模及近三年品均增速情況（單位：億元，%）

隨著國家監管政策趨嚴，對地方政府融資構成了新的壓力，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亟需解決等，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而通過吸引人才，引導更多的人口落戶則也起到了部分解決政府所面臨難題的作用。

綜上所述，搶人大戰的背后，是城市發展的比拼，是綜合實力的競爭。這一輪城市區域間的人才爭奪戰，將直接決定未來各城市、區域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的位置與影響力。21世紀，或許最貴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