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多地深陷民間信貸危機，其中以溫州為最。據前瞻網記者了解，為扭轉這種局面，浙江正在醞釀充分發揮民間投資在轉型升級中的主導作用的制度突破。

其中最大的一個亮點是，浙江方面正在討論規劃實施類似于“全國民間投資示范區”的戰略，具體由于浙江省發改委某處負責制定詳細政策。

目前，浙江方面已經召開過前期討論會，但規劃尚未正式啟動，“本質是站在市場經濟改革的角度，從制度層面入手。”浙江省發改委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其將此規劃與兩年前的一次設想聯系在了一起。

經浙江省發改委、經信委及專家處證實，2010年，浙江省層面召開過幾十人的內部討論會，當時的意向是“民營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并形成過內部報告，但出于穩妥考慮，后折衷成海洋經濟示范區。

如今，政府智囊團再次將“民營經濟”整體改革的概念提上議程，面臨的依舊是國家層面事權下放、壟斷領域放開等制度上的“硬骨頭”。浙江該如何打好這張“金名片”，讓國家戰略真正落地，答案尚未可知。

不過，據前瞻網了解，考慮到國家層面已經批準了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等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浙江方面此次對于是否向國家層面申請設立國家層面的“全國民間投資示范區”頗為謹慎，有官方內部聲音指出此次可能更多的是浙江省層面的規劃。

浙江的焦慮：時隔兩年的同樣訴求

江省工業經濟研究所等機構，會同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工信部、中國社科院等有關單位進行研討。

最后，2011年初，《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獲國務院批準上升為國家戰略，“與其說這是一次地方與中央博弈的結果，不如說這是浙江更現實的選擇。”前述浙江省發改委人士指出。

這就意味著最后民營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變為了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隨后，浙江陸續獲批義烏市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舟山群島新區、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三大國家戰略，成為全國擁有國家戰略最多的省份之一。

設立民營投資示示范區必須是浙江作為一個整體來推動的改革，雖然對浙江而言是一張“金名片”，但除卻考慮到其它地區可能的異議，浙江省工商聯原副會長鄭民治表示，獲中央批準恐較難。

如今，對浙江來說，不管是兩年前設想的民營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還是現在探索的全國民間投資示范區，“都是要解決投資推動的問題。”參與過相關內部討論會的浙江省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蘭建平表示。

作為中國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的典型省份，浙江過去依靠“市場自發成長”和“政府默許護航”贏得發展的先機，如今這些優勢似乎不再。

在改革開放的前20多年，浙江GDP由1978年的124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6024億元，增長48倍多，而溫州GDP更是在這20多年間增長81倍多，溫州模式被作為浙江改革路徑向全國推廣。

2000年的浙江，人均GDP13461元，高出江蘇1688元，是全國的1.713倍，經濟總量占全國6.07%，處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第一方陣”。

10年后，浙江省的經濟總量是江蘇的四分之三，地方財政收入為江蘇的三分之二，這兩者的平均增長速度以及人均GDP均低于江蘇。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社會固定資產‘十一五’前四年平均增長率，江蘇為21.4%，我省為12.5%。由于投入不足，必將帶來‘十二五’時期浙江經濟發展還會更落后于江蘇。”2010年浙江省原省長沈祖倫在一次內部會議中指出。

太湖兩岸的蘇、錫、常三市與杭、嘉、湖三市經濟總量的差距，在這10年間，更是從1000億元拉大到8000億元。

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2010年三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第一次提出浙江經濟正面臨“前有標兵、后有追兵、標兵漸遠、追兵漸近”的發展形勢。

根據官方統計，近10年來，浙江投資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從最高的35.2%下降到如今的10%左右。但投資依然是浙江發展的重點，尤其是民間投資，在浙江固定投資中高達60%多，占比居全國首位。

蘭建平指出，現實是目前民間投資空間基本飽和，改革推進需從壟斷領域入手，這也是此次浙江省醞釀民間投資改革的出發點。

前瞻網了解到，此前2010年，也即兩年前，浙江曾試圖嘗試申報民營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

“當時浙江周邊的江蘇有沿海經濟區，上海有浦東新區，福建有海西經濟區等國家戰略，就中間的浙江沒有，這在區域發展中，對浙江十分不利。”浙江大學教授陳建軍表示，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浙江省召開了本文前面提及的內部討論會，研究向中央申報國家戰略的事宜。

前置“籬笆”誰來撤?

但如此多的國家戰略，并沒有為浙江帶來預期的成績單，8月28日，浙江省省長夏寶龍在今年省委專題學習會上指出，近些年，浙江發展速度相對慢了下來，其背后是經濟的競爭優勢在弱化，發展的質量在下降。

這些問題繞不開的癥結是，“中央下放審批權、降低壟斷行業準入門檻。”蘭建平說。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僅占中國近1%土地、4%人口的浙江，創造了7.5%的生產總值。其中，浙江60%以上的稅收、70%以上的生產總值、80%以上的外貿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都由民營經濟創造。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這些成績，得益于寬松的政策環境。

然而近些年經濟的疲軟，讓浙江開始望向太湖對岸的江蘇，在浙江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溫臺地區，強勢政府開始被推崇為“拯救市場”的良方。中石油、中石化等國企大項目也逐漸滲入浙江各個地市。

但前述浙江省發改委人士、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陳維等受訪者均指出，這些過渡階段的措施不應該取代成熟市場經濟體系中民營經濟的地位。

在浙江，過去流傳一種說法“民企興則浙江興”，每天都有200家民營企業生成、有100個人成為小老板，平均4戶浙江家庭中就有1戶在做自己的產品或生意，平均每19個浙江人中就有一個是老板。

浙江探索全國民間投資示范區?

帶來這些成果的產業發展戰略，“最終都是市場選擇，而非政府。”蘭建平指出，民營經濟最需要的是市場化的改革，從全國而言，可以從浙江開始試驗。

他直言，這樣的試驗需要國家下放部分審批權到省層面，降低壟斷行業準入門檻，“由省里統一定，到國家發改委備案，相應的財權也可嘗試切塊管理，而非項目答辯制。”

陳建軍則指出，這對經濟體量落后于廣東、江蘇，民營經濟實力也僅是相當的浙江而言，突出的是其民營企業家所形成的利益集團的話語權，且整合碎片化的國家戰略有利于區域經濟整體發展。

不過上述浙江省發改委人士也指出，某種程度上，溫州金改可以看成是民營經濟改革的嘗試。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多次強調，激活民間資本是穩增長的重要引擎，但具體落實需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放寬壟斷領域市場準入等方面入手，重點還是在于政府政策應充分發揮指導作用，為民資打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