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喜歡舉例說明政府監管帶來的壞處往往多于好處，從而在意識形態上扭轉自由派(liberal)的不利局面。他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其監管政策經常導致拯救生命的藥物遲遲不能面世。弗里德曼問道，“FDA標榜其批準的一個新藥每年能拯救一萬人的生命。但有多少人因為FDA沒能早一年允許該藥上市而死去?”

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這讓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尤其為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美國征兵制度的過程中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而感到自豪。有些人批評弗里德曼贊成軍隊的傭兵化，對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譏：“如果你們一定要把自愿當兵的人稱為‘傭兵’，那我就可以將那些被你們強制征兵入伍的人稱為‘奴隸’。”

順便說一句，弗里德曼極少發怒，即使在與對手激烈辯論，把對方批得體無完膚時，他也幾乎永遠面帶微笑。人們常說，幾十年來在芝加哥大學乃至放眼整個世界，唯一能在辯論中擊敗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摯愛的妻子及合著者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數精力放在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選擇權上，他發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選擇基金會”(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就致力于此。他經常痛惜一件事情：“我們允許幾乎每個行業都開放市場、鼓勵競爭，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權，唯獨遺漏了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領域：教育。”

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通過加稅來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我想提醒他們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稅收永遠無法減少財政赤字，政府會花掉收上來的每一分錢，并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毫無疑問，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長盛不衰，左翼陣營試圖將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貿易、低稅收和放松監管等原則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掛上鉤。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責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院派要承擔責任，因為其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認為市場能夠自我調節，政府最好是無為而治。”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的示威者經常穿一件T恤，上面寫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

但事實恰恰相反：弗里德曼反對21世紀頭十年美國政府大肆擴張的財政政策，他厭惡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這樣的政府影子企業。

哈佛大學(Harvard)的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近期在《經濟文獻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發表了一篇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將1980-2005年稱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時代”(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這個時代“見證了人類卓越非凡的進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平均壽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絕對貧困有所減少。”

對自由市場的再發現把兩億多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現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蹌步入另一場經濟衰退，各國領袖需要緊急行動起來，重新認可弗里德曼的價值所在。

我記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舊金山舉辦的一次半年晚宴中問過他：我們該做些什么，才能讓美國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馬上答道，“促進自由貿易、增強所有孩子的教育選擇權、削減政府支出。”

那要削減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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