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風險像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劍

問：您怎么看待改革的進程?

吳敬璉：改革的進程不可能是齊頭并進的，有的可能快有的可能慢，如果很必要進行的改革呢，我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往前推動往前進。還是要有信心，我們不如具體的來討論哪些方面進的不夠快，不能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沒有動作，有些方面我覺得好像比原來預期還快一點。

問：比如說呢?

吳敬璉：比如說金融。金融最核心的是兩條，一條就是進入限制逐步放寬。另外一條更重要的是價格放開，價格放開了一個是利率一個是匯率。現在貸款利率已經全面放開了，就剩下存款利率，兩會期間央行行長周小川說，兩年內開放。原來大家都以為會很長，現在看來可能要不了兩年。這就表明在加快嘛!三中全會決定了財政改革，明確事權和支出責任要匹配，還有預算逐步的透明化和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預算執行的監督。

問：您之前講過，可能中國最大的風險來自金融財政部門。

吳敬璉：風險主要的集中表現為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務比重太大，就是經濟學說的杠桿率太高。杠桿率太高他就可能發生小地震，小地震弄不好了最怕的就是引起系統性的風險?，F在是在可控制范圍內，但是他就像懸在我們頭上一把劍一樣，不知道他會發展到什么程度。

還有一些外部因素，特別是我們亞洲有沉痛的經驗，就是美元由走弱變到走強的時候，熱錢就會往外流，熱錢往外流，這個債務償付風險就會加大，或者換句話說，泡沫破滅的風險就會增強。

問：那這個去杠桿化的過程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吳敬璉：去杠桿化從根本上說來要靠提高效率，換句話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靠改革。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更大的作用，才能提高效率。

但是，改革要見效，要很長的時間，在這個期間有各種變動的因素，我們要防止在這個期間出現系統性風險。那么可以做一些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可還的債務還掉，比如剛才我們已經談到的，社會保障缺口。社會保障缺口是政府的一種或有債務。實際上是政府欠了職工的帳，特別是欠了改革前的老職工一大筆帳，這個債務想辦法還了，這樣杠桿率就可以降低，另外有些債務可還的盡量還了。你譬如說鐵路總公司有將近三萬億債務，這個債務是不是可以跟這個公司化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結合起來償還掉。

房價如此之高主因是貨幣超發

問：您覺得房價接下來是一個漲的勢頭呢還是下跌趨勢?

吳敬璉：房價其實跟其他的商品價格是一樣的，是由供求決定的，一方面就是供給，如果供給不足而需求過大，那么房價就會漲，這里講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是那個腦子里想的需求。就是口袋里有錢這個需求。

那么這個需求其實是什么決定的呢?就是發票子決定。有人認為我們現在房價過高是因為供給不足，供給不足譬如土地供給等等。確實有這個因素。但是正如其他商品一樣供給的變化是比較慢的，需求的變化是比較快的。要發票子，一聲令下就可以發嘛!在中國的情況下，我認為使得房價如此之高的主要因素，是貨幣，貨幣的發行大大的超過了產品供給的增長速度。

因為非常明顯，因為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比起GDP的增長要快得多。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學說呢這貨幣根據是超發了，那么這個超發的貨幣它往哪里走呢，特別是中國人的習慣認為房子不會掉價，于是他都跑到房子那邊去了，投資買房。房子有兩種使用價值，一個是投資的對象，一個是住，滿足住的需要。投資買房把房價炒很高，于是我們就碰到了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要住房的人買不起房租不起房。

那么我的結論是什么呢，如果我們貨幣繼續超發，而供給又不增加的話，(房價)就會漲。但是從最近的情況看來，央行是不想大量發鈔的，所以我沒有這個結論說它還要漲。

那么問題既然是這樣了，你要真是把貨幣供應量一下子收縮到位，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我不主張“捅破泡沫”，這個東西你千萬得小心，主動去捅會產生惡性循環，因為心理因素會起作用。所以要使得貨幣的供應量跟這個生產的增長相適應這是個很長的過程，不能倉促行事。那么問題也就來了?我認為不要搞我們過去那種經濟適用房，用在中國的條件下搞經濟適用房，一定是有權的人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