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接著說：“這些年來，我們確實了解到了許多窮人迫切的需要，在后來一次到南非的時候，我去了一家醫院，我還記得那個充滿絕望的地方，一個巨大的開放性病房里，住著很多很多病人，他們穿著睡衣，帶著口罩，慢慢挪動著。有一個患有肺結核和艾滋的病人，她已經沒有多久的生命了，好多人正在等著她空出床位——這就像一個地獄，附著一張等待批準的申請人名單(hell with a waiting list)。”

“但這并沒有讓我變得不樂觀” 比爾說，“通過努力，目前對耐藥結核病的治愈率已從50% 提高到80%-90%，且費用從200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

蓋茨夫人梅琳達十分贊同比爾的觀點，她曾親自前往印度和非洲，與性工作者、窮人和病人交流，她發現，在這些國家，很多人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更無法擁有世界平均水平的醫療條件，他們呼吁畢業生們真正地與需要幫助的人接觸，用樂觀和同情引導世界變得更美好。

梅琳達說：“大多數婦女因為被丈夫拋棄轉而賣淫，因為他們需要賺足夠多的錢來養活孩子。她們在社會眼中十分卑賤，甚至可以被隨意強奸或者擊打，沒有人在意她們。在交談過程中，她們很希望和我有肢體接觸，也許是因為這種接觸能夠證明她們存在的價值。”在另一個故事中，梅琳達講述了一個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女子，躺在角落無人照料，而她能做的，就是將骨瘦如柴的她帶到屋頂，靜靜看一會兒日落。

“有時候，你無法幫助的人才真正激勵了你。”梅琳達說。在過去10年中，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曾幫助性工作者建立互助小組，普及安全性行為意識以及開展艾滋病預防活動。而令人欣喜的是，這些以防止艾滋病傳播為目的的互助小組如今已經發展成一個的波羅萬象的平臺，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彼此分享經驗，互相幫助，甚至通過財務互助幫助其中一些成員創業。”

“對我而言，樂觀不是消極地認為一切都會變好，而是我們能夠把一切變得更好的信念，無論情況多么壞，我們都能夠幫助別人，不忽視也不感到絕望。”梅琳達說。

盡管憑借PC行業積累了億萬身家，比爾和梅琳達的很多工作都與電腦和軟件無關，他們甚至根本無意幫助一個個的村莊上網，而是在從事看起來沒那么吸引人的工作，比如開發小兒麻痹癥和瘧疾的疫苗，尋找途徑幫助人們擺脫貧困。

接下來，比爾蓋茨又談到他眼中的悖論：“現代社擁會有無與倫比的創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學正處在創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許許多多的新公司，各行各業的教授，創新的軟件和藥品。這里的人們對未來充滿渴望。可是與此同時，當你去問美國人是否覺得將來會比現在更好，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們覺得在未來，機會越來越少，不平等現象將越來越嚴重。”

“在我看來，悲觀主義者是錯誤的。但他們的想法并不瘋狂。如果創新僅憑市場驅動，我們都不關注不公正現象，那么我們的重大發明將令世界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

比爾蓋茨分析到：“如果我們的樂觀無法用來解決那些影響許許多多同胞的問題，那么這種樂觀主義還需要融入更多的移情元素。如果我們能在樂觀中融入同情，我們就能解決貧困，疾病以及教育匱乏的問題。”

比爾激勵斯坦福畢業生說：“你們將會引領新一輪的創新浪潮，你們選擇解決的問題，將會決定世界能否更加美好。如果你的世界很廣闊，你可以創造大家都渴望的未來。如果你的世界很狹隘，你或許只能創造悲觀主義者所畏懼的未來。正如我在索維托所學到的，如果我們要讓自己的樂觀影響所有人，我們就要看到他們最緊迫的需求。如果我們的樂觀沒有融入同情，那么無論我們掌握多少科學秘密，都解決不了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我們只是在玩智力游戲。”

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蓋茨夫婦在2000年成立了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本著眾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改善全球衛生狀況，降低貧困率，以及促進教育領域的平等。在發展中國家，基金會的重點任務是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幫助他們努力擺脫饑餓和極端貧困。在美國，基金會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特別是資源匱乏的人們獲得所需機會，以取得學業和生活的成功。

蓋茨夫婦用自己的行動來告訴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們：當你有了能力的時候，你就應該去回報社會。在前進的道路中，永遠不要拋棄窮人和患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