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認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夠的知識(knowledge)作為參與者決策的基礎。同樣，操縱功能可以對結果有影響，但不能決定結果是什么。換言之，結果有可能偏離參與者的意圖。在意圖和行動之間肯定會有滑動偏離，行動和結果之間又會有進一步的滑動偏離。這樣，就使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事件的實際發展過程都有了不確定的因素。

為了更好地理解與相關反射有關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對每個功能再做一點審視。如果認知功能可以不受操縱功能的任何干擾而獨立運作，則可以產生知識，它是以真實正確的表述(true statement) 來表現的。真理符合論的觀點(correspondencetheoryof truth)告訴我們，一個表述如果符合事實就是真實的。但如果有從操作功能產生的推論，這些事實就不能再被作為獨立的標準來判斷一個表述的真實性，因為改變事實的表述可能已產生了一定的對應性(correspondence).看一下這個表述，“天在下雨”。表述正確或錯誤取決于是否真的在下雨這一事實。再看一下另一個表述, “這是一種革命的形勢”。這個表述就是相關反射性的，其真實的價值取決于它所造成的影響。

相關反射的表述與說謊者自相矛盾的話有些相似，是一個自我參照的表述(self-reference)。自我參照已被大量分析過，而對相關反射的注意卻很少。這很奇怪，因為相關反射對真實世界有影響，而自我參照只是一個單純的語言學現象。在現實世界中，參與者的思維不僅是由表述說明來表達的，也表現為各種形式的行動和行為。這使相關反射成了一種非常廣泛普遍的現象，其典型的表現形式是環形反饋(feedback loops)。參與者的看法影響事件的發展，事件的發展又對參與者的看法有影響。影響是連續的和循環的，使之成為反饋環。這一過程可從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方向啟動，可以從看法的變化開始，或從情況的變化開始。相關反射的環形反饋尚未被嚴格地分析過，當我最初看到相關反射性并試圖對其進行分析時，遇到了種種復雜情況。環形回饋應該是參與者的看法和事件的實際發展之間的雙向聯系。但是參與者們的看法之間又是如何雙向聯系的呢?或者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問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支持主張什么，并由于反思考慮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這種情況下的雙向聯系又是什么呢?為了試圖解答這些難題，我創設的各類假定把我自己完全搞糊涂了，以至于一天早上起來，我看不懂自己前一天晚上寫的什么。于是我決定放棄哲學，集中精力賺錢。

為了避免我早期對相關反射進行探討時的陷阱，我建議使用如下術語，即對現實的客觀性和主觀性的方面加以區分。思維是主觀的方面，事件是客觀的方面。換言之，主觀的一面是指參與者的頭腦中發生了什么，客觀的一面是指外部的現實發生了什么。外部的現實只有一個，而主觀的看法卻會有許多不同。相關反射可以將現實中的任何兩個或更多的方面聯系起來，在它們之間建立起雙向環形反饋。在特殊情況下，雙向環形反饋甚至可以發生在現實的某單一方面，例如一個單獨的個體進行自身反思的情況，也許可以形容為自我相關反射(self-reflexivity)。這樣我們可以區分成兩大類：相關反射性的關系，它將現實的主觀方面相連接;和相關反射性的事件，是關于客觀的方面。婚姻是相關反射性的關系;2008 年的崩潰是相關反射性的事件。當現實沒有主觀的一面時，也就沒有了相關反射性。環形反饋可以是消極的或者是積極的。消極的反饋使參與者的看法與實際情況更接近;積極的反饋使兩者相去更遠。換言之，消極反饋的過程是自我糾正的過程(self-correcting)。它可以永久地進行下去，而且如果沒有外部現實的重大變化，它可能最終導致均衡 (equilibrium)，這時參與者的看法達到了符合事物的實際情況。這正是金融市場應該發生的。因此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均衡，是消極反饋的極端情況(extreme case)，即在我的理念架構中有局限性 的情況(limitingcase)。與此相反，積極反饋是自我強化的過程(self-reinforcing)。它不可能無止境地繼續，因為參與者的看法終將太遠離客觀現實，而使參與者不得不承認其看法是不現實的。如果現實情況沒有變化,這一過程也不可能反復出現，因為積極反饋的本性強化現實世界中占主導。趨勢，不論該趨勢是什么。這樣，我們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能動的不均衡，且會導致可被形容為是遠非均衡的狀況。通常在遠非均衡的情況下，認識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會達到極點，因而向相反的方向啟動積極反饋的過程。這種起初是自我強化，后來最終成了自我毀滅的繁榮-衰退周期，或是泡沫，正是金融市場的特性，這種現象在其他領域里也可以找到。我稱其為易擴散的謬誤(fertile fallacies) – 即對現實的解釋是曲扭的，而其產生的結果又強化了這種曲扭。

我知道我講的這些可能非常抽象，很難懂。一些具體的例子能會有助于理解，但請你們耐心聽我講下去。我想再講另外一點，而且抽象的論點難以理解這一事實對我會有所幫助。談論像現實或者思維，或兩者之間的關系這類抽象的概念很容易引起混亂和造成錯誤的看法，而錯誤的看法在人類的活動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最近的金融危機，就可以歸結為是由于對金融市場如何運作有錯誤的認識。這是我下一講的主題。在第三講里我會討論兩個易擴散的謬誤：啟蒙的謬誤和后現代謬誤，以及這兩種謬誤在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上普遍深入的影響。具體的事例可以說明錯誤的認識在歷史進程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這一講的下面一部分，我還是要站在抽象的高度上。

我認為，有思維的參與者的情況與自然現象的構成不同，不同之處在于思維的作用。在自然現象里思維不起因果的作用，而僅僅是認知功能。在人類活動中，思維是論及的主題的一部分，既有認知功能又有操縱功能。這兩種功能可以互相干預，但相互干預不是總在發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開車或刷房子，這兩種功能實際上是互補的。但是當相互干預發生時，就帶入了一個自然現象中沒有的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性在兩種功能上都有所表現：參與者的認知有缺陷，而且他們行為的結果不符合其預期。這是人類活動的一個關鍵特性。與此相反，在自然現象中，情況的發展不受觀察者的觀點的影響，局外觀察者只是以認知的功能參與。這樣自然現象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標準，可以根據它來判斷觀察者理論的真實性。局外觀察者可以因此獲得認知，并在這一知識的基礎上成功地操縱自然。這里認知功能和操縱功能自然地分割開。由于這種分割，兩種功能都可以比在人類環境中更好地達到其目的。

講到這里我想強調一下，相關反射不是人類事務中不確定性的唯一來源。相關反射的確給參與者的看法和事情的發展都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也可能有同樣的效果。舉例來說，一些參與者無法知道其他參與者所知道的情況，這不同于相關反射，但也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一個根源。還有，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可能是相互沖突的，這是不確定性的另一個根源。再有，各個參與者可能有多元的且互不一致的價值取向。這些因素造成的不確定性，很可能比相關反射引起的不確定性范圍更廣。我把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稱之為“人的不確定性原則”(humanuncertainty principle)，這是一個比相關反射更廣泛的概念。

人的不確定性原則，比滲透于笛卡爾哲學中(Cartesian philosophy)的主觀懷疑主(subjectiveskepticism) 要謹慎嚴格得多。這一原則使我們有客觀存在的理由相信，我們的感性認識和預期是，或者至少可能是，錯誤的。盡管人的不確定性最初影響的是參與者本身，但它對社會科學的含義要深遠得多。我所能解釋的最好的辦法是引用波普的科學方法論。這是一個極簡明而優美的設計，包括三個要素和三項運作。三個要素是：科學原理，以及運用這些原理的初始和最終條件狀況。三項運作是：預測，解釋，和驗證 (prediction, explanationand testing)。當科學原理與初始條件相結合時產生預測。當原理與最終條件相結合時則產生解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預測和解釋是對稱的和可互逆的。剩下來的是驗證，即將預測與實際結果進行比較。

根據波普的理論，科學原理是假設性的，不能被證實正確(verified)，但可以通過檢驗被證明是錯誤(falsified)。這一科學方法成功的關鍵，是它可借助獨特的觀察檢驗結論的普遍有效性。一個失敗的驗證即足以證明一個理論的錯誤，但是不論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證實一個論斷普遍有效。

這對科學如何可以既是經驗主義的又是理性的這一難以駕馭的難題，提出了有效的解決辦法。根據波普的方法，這是經驗主義的，因為我們通過觀察預測斷言是否真實，對我們的理論進行檢驗;而它又是理性的，因為我們觀察時使用的是歸納邏輯法。波普放棄了歸納邏輯，改為依靠檢驗。他認為，未被證實為錯誤的概括性結論，并不能證明就是科學的。波普強調檢驗在科學方法中的核心作用，并宣稱科學原理僅是暫時有效，可以重新檢驗，以此為批判性的思維樹立了強有力的范例。

這樣，波普模式的三個顯著特征是，預測與解釋之間是對稱的，證實正確和驗明為誤之間是不對稱的，而位于中心的是檢驗。檢驗可以允許科學發展，改進和創新。波普的模式在自然現象的研究上運用得很好，但是人的不確定性破壞了其模式極好的簡明和優美。預測中的不確定因素破壞了與解釋之間的對稱，而且使檢驗的中心作用受到威脅。初始和最終條件是應該包括還是應該剔除參與者的思維?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檢驗要求這些條件能夠重復。如果將參與者的思維包括進來，則很難觀察初始和最終的條件狀況，因為參與者的看法只能從他們的表述或行動中推論。如果不包括，最初和最終的條件狀況則無法成為獨特的觀察，因為同樣的客觀情況可以與許多看法非常不同的參與者有關聯。這兩種情況都無法對概論的普遍性做適當的檢驗。這些困難不排斥社會科學家提出有價值的概論(generalization)，但概論很可能無法達到波普模式的要求，也無法與物理學定律的預斷力相比。社會科學家們感到很難接受這一結論。經濟學家尤其會感受到西格蒙.佛洛伊德稱之為“物理學的羨慕”(physics envy)的苦惱。

曾經已有一些嘗試，試圖通過創造或假定參與者的思維與實際情況之間的某種固定的關系，以消除因人的不確定性原則引起的困難。卡爾.馬克思說過，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是由生產的物質條件決定的;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行為是由人們甚至尚未意識到的驅動力和情結決定的。盡管如波普指出的，它們不能通過檢驗被證明是否是錯誤的，但兩者均斷言其理論的科學性。

遠遠超過一切的最令人感嘆不已的嘗試是經濟學的理論。它從一開始就假設認知是完美無缺的，當這個假設結果站不住腳時，又有越來越多的曲扭來維護行為是理性的這一虛構(fiction)。其結果使經濟學得出了一種理性預期的理論，認為人們對未來有一種單一的最好的看法，這一看法符合未來的情況，而且最終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將圍繞這個觀點匯集到一起。這一假定是荒謬的，但又是人們所需要的，以便使經濟學理論能有如同牛頓物理學定律那樣的模式。

有趣的是，卡爾.波普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在他們著名的經濟學通訊中都認識到，社會科學不能得出像物理學那樣的結果。哈耶克猛烈抨擊了機械地、不加鑒別地適用自然科學的定量方法。他稱之為科學主義。波普在其撰寫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闡明，歷史不能由普遍適用的科學規律來決定。盡管如此，波普還是提出了他的“統一方法論”(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method)，意思是，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判斷應使用同樣的標準。哈耶克則成了芝加哥經濟學院的鼓吹者，那里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發源地。但在我看來，人的不確定性的含義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根本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必須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經濟學的理論不應該被期待可以找出普遍適用的規律，并可以被反過來用于解釋和預測歷史事件。我的論點是，盲目地模仿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人和社會現象的曲解。社會科學通過模仿自然科學所得到的結果，無法與物理學相比。

我對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劃分如此分明的界限有些顧慮。這種極端的兩元性一般在現實中找不到，是我們為了能大致搞清楚否則將非常容易混淆的現實而提出來的。的確是，當有理由在物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作出鮮明的區分時，有一些其它學科，如生物學和研究動物世界的學科，則是處于兩者之間的居中地位。但是我不得不放棄顧慮而承認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兩元性，因為社會科學還有第二重困難，即除了自然科學所沒有的人的不確定性外，社會理論本身還具有相關反射性。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發現的不確定性原則對量子力學粒子的行為沒有絲毫影響;但是社會科學，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還是相關反射理論，對其涉及的主體可以有所影響。也就是說，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則對科學的方法沒有干擾，而社會科學的相關反射理論對科學的方法有干擾。當社會科學可以被用來積極改變事物的狀況時，為什么要把社會科學消極地局限在社會現象的研究上?正如我在《金融煉金術》一書中指出的，煉金士們犯了一個錯誤，他們試圖用咒語改變原金屬的性質;而他們應該做的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能夠成功的金融市場上。

社會科學怎樣才能被保護而不受這種干擾?我建議一個簡單的處方對策：承認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兩元性。這可確保社會學理論以自己的價值被判斷，而不是虛假地與自然科學進行類似的對比而被評判。我這樣提出，是要將其作為保護科學方法的一種常規做法，而不是要貶低社會科學。這一常規做法對社會科學可能獲得的成就不設任何限制，相反，可將社會科學從盲目模仿自然科學中解放出來，并保護它不受錯誤標準的評判，以此打開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