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有的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環境污染似乎的確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倫敦的致命之“霧”，還是日本的水俁病，亦或是美國的“光化學煙霧”，都無不是令人扼腕的公害事件。人類的認知是在一次又一次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造成的傷害之中才不斷提高的，其他國家的黑暗經歷都不足以為正從破壞環境中獲益的人們敲響警鐘;也只有經濟社會的發展才能讓經濟轉型成為可能，才能擺脫粗放和高污染的舊工業模式，真正做到大幅度地減少污染。

這顯然都需要一段歷史過程。然而，這絕不是當前不作為的理由，社會發展本身就是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的結合，這是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最顯著的區別。那么問題就在于如何在當前條件下將污染對環境的傷害降到最低?

這需要對環境污染的本質有一個認識，要能回答出“為什么”，才能解答“怎么辦”。環境作為公眾共享空間資源、自然資源等要素的總稱，具有極強的“公共所有”的性質，也就是說，幾乎人人都有權利使用，但都沒有禁止他人使用的權利。這種性質極易造成一個現象——“公地的悲劇”。私人通過這種“公共所有”的形式，將一部分私人成本轉化為社會成本，因此要建立的機制之一，就是將私人行為造成的社會成本再“物歸原主”，讓私人承擔。經濟學為此提供了多種解決辦法，除了較為古老的“庇古稅”之外，更符合現代市場特征的“牌照”和“污染權交易”都是可行的措施。目前我國在碳排放交易上已經有了試點，如果成功，完全可以推廣到水污染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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