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技術工人隊伍上，德國從19世紀起就已經開始重視技術教育，一直到今天技術教育的發展仍然遙遙領先。技術工人這個職業在國民中的認可度也非常高，德國人把機器當做藝術一般加以鉆研的精神也根植于此，也常有學生放棄大學學業去接受技術教育。德國制造業優秀的技術功底即來源于這種社會經濟大環境。而中國，技術工人仍然缺乏，提到藍領，人們想到的仍是在流水線上機械勞動著的低薪資群體。大學生也普遍對從事一線生產活動持有抵觸情緒，技術教育在中國也處于野蠻生長、良莠不齊的狀態。這都不利于中國形成一支堅實的藍領工人隊伍，也不利于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在制定產業政策上，中德兩國也不可同日而語。德國的國家產業政策也一直以其前瞻性和不干擾市場秩序聞名遐邇。而中國的產業政策卻容易造成“蜂擁而上”和產能過剩。拿光伏產業來說，德國的產業政策是補貼購買太陽能設備的消費者，這樣既促進了光伏產品市場的擴大，又體現了市場化原則。而中國直接補貼企業的做法卻導致企業過度生產，而相應的消費市場卻遲遲沒有發育，扭曲了市場的同時造成了資源錯配，浪費了寶貴的財政資源。

也正因為差距如此之大，經濟學家郎咸平才發此哀鳴。

但是，德國制造業的歷史發展軌跡卻給中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一個好榜樣。德國工業革命開始得比較晚，18世紀末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在德國展開。但是德國卻后來者居上，在關鍵產業上取得了領先于英國的突破，然后整體推進，實現了趕超。這個關鍵產業正是當時新興的鐵路。中國的高鐵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取得成本上的巨大優勢其實也是中國制造業轉型的一個突破口，未來在新產業或者細分市場的發掘和把握機會的能力，將是中國實現趕超的重要抓手，從這個角度上看，制造業4.0其實也是個彎道超車的好機會。當然，在技術教育的發展，產業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金融體系的多層化、市場化等方面，中國如何“補課”，也是實現趕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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