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支架的出廠價只有幾千，患者支付的價格卻上萬甚至好幾萬。根據《現代快報》的報道，安徽某地級市一位不愿具名的藥械代理商介紹稱心臟支架的溢價程度最高峰值能達到出廠價的8至9倍。從生產企業到消費者手中，要經過獨家代理商、省級經銷商或地市的次區域各級經銷商、醫院等環節。每個環節加價都在兩成左右。至于醫院環節是否真的存在醫生為拿回扣而過度使用心臟支架的情況，有一位接受采訪的醫藥代表稱：“醫生的回扣也會給，但不是營銷費用中的大頭。一般是給大主任，他分不分就不知道了。”

如此之高的暴利，被經銷商層層瓜分，落到患者頭上的，是沉重的醫療負擔。由于心臟支架通常來說屬于大病統籌的范圍，因此，這部分被經銷商抬上去的費用還要由國家財政資源來買單。

一方面是患者和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另一方面是經銷商掙得盆滿缽滿。這種現象當然要改，但是怎么改則是個問題。問題看上去直接的負責對象是醫生——這也是為何近年來醫患矛盾日益激化的重要原因，但實際上，這其實是一個體制，管理等多種深層因素合力的結果。“以藥養醫”“以器材養醫”的現象其實根源于醫生薪酬結構的不合理。醫生，特別是大醫院或者做急診手術的醫生，其實工作負荷和壓力相當大，本就應該獲得與其技術和辛苦程度相匹配的高薪。但醫生薪酬中，診療費與手術所得相對較低，拿先天性心臟病的封堵術來說，技術費才1000元，還需要在主刀和2個大夫、3個助手之間分配。這種現狀使得醫生不得不“另謀財路”。另外，將“醫”和“藥”混在一起，而不分開由市場定價，也容易導致醫生與醫藥代表之間的“曖昧不清”。

由于醫藥領域利益環節過多，又兼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屬性，因此改革環境比較復雜，改革過程也必將漫長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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