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消費在經濟史上一直有一種“象征”作用。一般而言，若一個時代出現奢侈品消費量激增，一方面可能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另一方面則可能是資本從實業溢出的惡兆。由于實體經濟惡化，資本不再愿意流入實體經濟，反而用于消費和投機樓市與土地，這時，奢侈品熱和樓市泡沫也就逐步形成了。可是，一旦經濟失去生產性，就必將走向衰退。

這一規律已經被中外歷史反復證實。18世紀的法國和19世紀末的阿根廷，都是貴族型消費，因此錯過了通往持續繁榮的那道窄門。相比之下，18世紀的英國向大眾提供廉價棉布的棉紡織業;本沒有貴族傳統的美國通過19世紀初的西進運動增強了平民化趨勢，兩個國家因而得以成為當時令人欽羨的富裕國家。

可見，一個國家的內需是否強勁，是否能支撐經濟體的發展活力，看的不是奢侈品消費，而是大眾消費。因為低收入者消費占收入的比重比富人更高，而且消費的物品更能帶動實實在在的生產和就業。

如果奢侈品消費集中在本國市場，那么政府還可以通過稅收，以再分配的方式“劫富濟貧”，保證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可是，根據2014年《中國奢侈品報告》，中國人76%的奢侈品消費發生在境外，消費外流相當嚴重，因此稅收調節也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這也是一個未來須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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