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所在的這間客房已經拉上了遮光的窗簾，我們帶來的高性能攝影布光器材價值數萬美元，最好也要把它們掩藏起來。我就靜靜地坐在那兒，全球最有成就、最受人尊敬的一位攝影師布蘭頓就在我身邊來回踱步。《連線》雜志的攝影主管帕特里克·威達挨著門口站著，透過門上的貓眼留意空無一人的客房走廊。我條件反射似地手掏進左邊的褲帶，想取出我的iPhone，可兜里沒有。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也只過了那么半秒鐘時間，我回想起來，把手機落在家里了，所以這會兒也沒法用上它。為了這次采訪出差，我只準備了一個800盧布的爐子，現在它默默地躺在酒店的床頭柜上。酒店提供的那本斯拉夫語菜單，讓我一直摸不著頭腦。

地球上并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此刻的行蹤和此行的目的。我正在莫斯科，和愛德華·斯諾登坐在一起——這是個要花大力氣保守的秘密。我告訴同事和朋友，說我要去巴黎出差辦點事。但更麻煩的是，我不得不掩飾我留下的數字行蹤。斯諾登本人已經(通過棱鏡門事件)充分展示了我們固有的隱私意識實際上是多么虛幻的假象!那是我們銘記于心的真相。它意味著，要隱藏行跡就不能使用智能手機，所有文件要加密處理，會議要秘密舉行。

2.

為贏得斯諾登的配合，我們做了將近一年的工作，花了數月協商。如今，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第一次和他會面了。我在雜志這行干了20年，主導過很多封面拍攝，采訪的對象有總統和名流，也有我崇拜的人和憎恨的人，既有牛仔、設計師，也有女政治家和數個英雄人物。可我從未感到過像這次采訪這么大的壓力。

中午12點15分，斯諾登敲響了我們客房的門。他顯然做了些功課，已經知道了我同事帕特里克的頭銜，隨后他自我介紹了一下，我們帶著他和我們一起在沙發上落座。我搬了一把扶手椅，坐在他左邊。

斯諾登對大家說，“叫我埃德”，算是做了介紹。幾句介紹和寒暄后，布蘭頓向他提出了那個我知道在場的人都想說的問題：“你過得怎樣?”

很快形勢就明朗了，我們采訪者都很緊張，斯諾登卻絲毫不拘謹。他繪聲繪色地詳細描述自己的感受，告訴我們他度過了怎樣的日子。他談起政治和政策、憲法、政府監管、個人隱私。他說，見到我們這些美國同胞，他打心眼里開心，因為他“已經想家了”。

斯諾登暢談了將近半小時，話題一個接一個轉換，無論是引用法條還是法案代號，或者是美國中情局的規定和行動，他的用詞總是那么精準，似乎全都能回憶起來。

這一切之后，我們一行轉移到了稍加布置的會客客廳，進入了重頭戲。布蘭頓(《連線》攝影師)請斯諾登坐在一個裝蘋果用的箱子上，他用那個小木箱為當今世上幾乎所有的領導人拍過照，包括普京和奧巴馬。布蘭頓和往常一樣蹲在拍攝對象面前，這樣做顯得他身形較小，沒有任何威脅。他用很慢的語速解釋自己的操作過程，告訴斯諾登，要面對鏡頭展現自己內心深處的感覺。

我走到客房后方，在布蘭頓開始拍攝時也開始取景。在我面前，布蘭頓和斯諾登兩人試了很多動作、角度和姿勢，攝影進行了差不多一小時。顯然斯諾登在享受這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