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國家政策支持力度逐漸加大，海外人才紛紛回國發展，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涵蓋研發、生產、銷售各個環節。其中，生物醫藥CRO(合同研究組織)和生物仿制藥生產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國內CRO領域，藥明康德利用自身國際背景突破國內市場的狹小格局，通過本土操作成為成本領先者，經過10余年的高速增長，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CRO企業之一。而本土的中信國健走的是產學研一體化發展之路，借助益賽普這一拳頭產品，帶動了企業的快速發展。

兩者分別作為所在行業的代表，盡管發展路徑不盡相同，但仍有一些共同點，如競爭優勢仍然集中在低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供應方面，這是中國CRO企業和生物仿制藥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有力武器。

但與此同時，技術基礎的薄弱、經驗積累的不足、跨國藥企的擠壓以及風險投資的欠缺等因素越來越成為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瓶頸。

人才“捆綁”戰略

目前國內已經形成以北京、上海、山東、江蘇等地為代表的生物制藥企業集群，集群內部有明顯分工，加速了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十一五”期間，我國生物醫藥產業規模增長272%，其中在CRO領域，我國已經超過印度，成為亞洲研發外包的首選地。

中國各級政府和國內藥企日益注重吸引高端海外人才，歸國留學人員帶來的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對促進生物制藥產業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藥明康德和中信國健為例，兩者科研管理核心團隊大都有海外留學經歷，并均持有公司相當一部分股份，從而使核心團隊的利益與股東利益捆綁在一起，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向國際通行做法靠攏。其中，藥明康德創始人李革的海外背景是該公司能夠從國內眾多CRO企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因素，該公司所有的124項發明專利申請中，發明人中包括李革的多達69項。

據調查，僅在京津地區，中美奧達、中美冠科、康希諾等多家生物醫藥企業的核心團隊皆來自海外生物醫藥巨頭。這類由歸國高端人才創辦的生物醫藥企業較容易獲得投資者的認可，為其后續發展壯大提供保障。

例如，去年5月，中美冠科完成了2880萬美元的第三輪融資。同年，創辦近3年多的康希諾獲得了3000萬元的風險投資。

在這些海外歸國人員的強力推動下，國內生物醫藥企業從早期研發、臨床試驗到最終產業化的各個環節，都擁有成本優勢。

據統計，藥明康德的人均營業成本不到國外競爭對手的一半，中信國健產品售價僅為進口藥的20%，但仍能保證營業利潤率逐年提升。這些都是我國原材料和人力等要素價格優勢的直觀體現，也是國內生物醫藥行業企業與跨國企業競爭的主要優勢。

本土優勢弱化

然而，本土生物醫藥企業的上述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弱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隨著人民幣升值、人力成本上升以及越來越多企業的加入，該領域已出現競爭壓價的現象，使得本土CRO企業利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據前瞻網記者了解，在高速成長的背后，國內CRO的領軍企業藥明康德面臨一系列隱憂，比如技術基礎狹窄、創新能力缺乏、客戶集中度高等。而對于中信國健，銷售過度依賴某一種藥物，反映了其技術積累不足。

國內生物科技基礎科研水平整體不高，已經成為制約相關產業發展的瓶頸。

美國的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都是依托基礎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結合風險投資發展起來的，兩者缺一不可。上述分析報告指出，反觀國內的情況，雖然近兩年風險投資的隊伍不斷擴大，但基礎科研水平有待提高，造成有投資價值的突破性成果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此外，發達國家醫藥市場表現疲軟，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醫藥需求持續增長，許多跨國藥企開始在我國進行全產業鏈的戰略布局，通過并購國內發展較好的企業，建立研發中心等方式沖擊本土生物醫藥產業。

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副院長周澤奇表示，目前全球十大藥企幾乎均已在華投資設廠或建立研發中心，已從傳統的處方藥銷售向全產業鏈布局轉變。諸如諾華以1.25億美元收購了浙江天元85%的股權，輝瑞出資2.95億美元與海正藥業合資，葛蘭素史克將海王英特龍變為其獨資公司等等。

同時，由于風險大、投入高、周期長等因素，本土生物醫藥企業面臨融資方面的困難。在美國等生物醫藥產業發達國家，藥企的創立和發展離不開風險投資的支持。在這些國家，風險投資相對成熟，在注資生物醫藥企業獲得豐厚利潤回報的同時，知道如何更好地規避風險。而我國生物醫藥領域的風險投資熱情雖然不斷增長，但尚未成熟。一些由海外歸國團隊組建的生物醫藥企業也主要是靠海外風投。

近年，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一些商業銀行先后推出金融激勵方案。北京銀行副行長許寧躍表示，近些年我國風險投資發展很快，但真正能滿足生物藥企創業初期融資需求的風險投資公司數量還不是很多，更多的還是各家商業銀行在為處于創業初期的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雖然有銀行的支持，但生物醫藥產業的長遠發展仍依賴于本土風投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