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偃旗息鼓，從2007年度最高的GDP增速14.23%，到2019年的6.11%(2020年受疫情影響，增速為2.3%)，增速放緩成為常態。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中投資、出口和消費的增長均面臨壓力。從消費層面來看，多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推高房價的同時也將經濟推向滯漲的邊緣，目前更疊加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壓制，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00后人數比90后少了近4700萬，這個殘酷的數據反映出中國人口在2026或2027年達到高峰，而人口紅利在2030前后將消失。

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在此新態勢下，人口、資金和資源向國內一、二線城市和省會城市匯集是一種普遍規律。中國城市格局已經從2012年后出現拐點，從主動分散的中小城鎮化轉變為被動集中的大城市化，部分城市甚至出現收縮態勢。特別是在高鐵八縱八橫網絡初具雛形的最近五年，傳統強勢的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三大發達經濟圈，和新興的成渝、武漢、鄭州等區域節點城市集群，紛紛憑借交通、就業、戶籍政策、教育、醫療等優勢資源，不斷加大自身吸引力，其人才、技術、資本的集聚效應顯著。三四城市本身經濟總量就較小、產業結構尚不完善、高端人才匱乏，同時還在不斷流失人口，尤其是年輕人，這對于地方政府進行產業招商來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資料，2019年我國東部省份人口凈流入規模超過150萬。若按照秦嶺-淮河一線來劃分南北方的話，則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凈流入達到167萬。而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這就要求勞動力、資本、技術和土地這些生產要素進一步集聚，才能節省成本，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未來一線和新一線的人口集中度還將繼續提升，尤其是中高端人才在大城市的聚集程度還將繼續提高。

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對部分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了“收縮型城市”，對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戶規模”，有可能徹底改變中國的城市格局。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14-2017年間共有26個城市出現持續的人口凈流出，成為收縮型城市。相關城市主要可分為四類：資源枯竭型、產業變遷型、地理偏遠型以及被動虹吸型。

傳統的地方政府招商模式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政策補貼，內陸城市主要以政策優惠扶持為核心抓手，通過駐京/駐滬辦、線上推廣、實地宣講團等渠道開展招商引資，各地政策同質化內卷化嚴重。此外，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招商，三四線城市提供不了其所需的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缺乏培育其成長的沃土，因此很難吸引項目落地。這成為了三四線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痛點。由于激勵機制的原因，當前城市發展思路基本都是擴張再擴張，總體上沒有認識到“小而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部分收縮型城市在人口流出的同時，其建成區面積卻在持續擴張，從而導致城市資源錯配。比如大慶，與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比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戶籍人口減少了19萬，建成區面積卻增加了23平方公里，導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這種情況這意味著，人口和公用設施的資源錯配，土地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特別是原有的公共服務本來就無法獲得更優質的資源，現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其服務水平出現惡性循環。而為了提升公用設施和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和坪效，地方政府將招商引資作為更重要的指標來推動，但自身的公共服務在招商引資，招商引智層面卻不具備吸引力。

產業轉移是生產力空間轉移的一種重要方式,是欠發達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強大外力。產業轉移利于承接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承接地綜合經濟實力。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分工的深化，區域產業早己呈現出從東向西梯度轉移的態勢。過去中西部地區招商主要依賴于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東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大幅提升，對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再具有吸引力。然而，產業梯度轉移背后的深層原因是2000年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在全球供應鏈層面，加入WTO進入世界貿易分工體系后出口的快速增長;在固定資產投資層面，中國城市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帶動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2012年后隨著出口和投資不斷降速實體經濟缺乏新增長點中國GDP增速趨勢性下滑，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過剩的資本”繼續推動著產業的繁榮和不斷的向中西部城市溢出。

隨著上述幾個“舊動能”的逐漸衰減，疊加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動蕩，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將人力密集型產業優先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區轉移，三四線城市單純的土地、稅收招商政策不再具備吸引力。而先進制造業、資金密集型制造業，對人才、產業配套要求極高，由于優質的人才、技術、客戶資源集聚于一線及少數龍頭二線城市，面對傳統的長三角、京津冀和大灣區，以及新興的成渝、武漢、鄭州城市集群，部分三、四線城市競爭力極弱，在供應鏈層面配套補足，同時在承接產業梯度轉移和招商引資層面出現同質化競爭，進而進入所謂“內卷化”階段。

多數三四線城市的產業園區尚處在要素聚集的同質化階段，原有的招商引資形式面臨的主要問題如下：

1、優惠政策以稅收返還為主，輔以實物、廠房、土地、資金補貼，各地同質化嚴重;

2、地理距離因素導致政府對招商對象企業了解有限，騙取扶持、補貼的現象屢有發生，加劇地方政府潛在的財政、合規及聲譽風險;

3、地方政府因財政、人才等方面限制，難以維持大規模的專業化團隊，主動的專業化招商團隊維護成本極高;

4、線上推廣活動難以形成獨特壁壘，且依賴于外部合作方的流量導入;

5、各項招商活動自身無法直接產生經濟收益，相關部門團隊淪為純粹的成本中心，活動規模與扶持力度受到政府財政資源的限制，財政緊繃更導致招商預算日益趨緊，拓展活動頻度和力度邊際減弱。

基于以上因素，對于很多招商人員而言，由于各地要素基本接近，“現在招商引資的內卷更多地表達一種消耗精力的死循環”，不能不消耗資源去招商，然后資金精力和資源更多消耗在過程中，獲得的收益往往較為一般。

當前形勢下，新的招商引資模式必須調出原有的思維窠臼，從內卷化走向外卷化，從不動化走向進化。城市招商不應限于本地地理空間，應著眼于資本輸出和“飛地模式”帶來的生產總值和財稅，從外部卷入資源。

以鹽城為例，2016年，鹽城政府下屬的鹽城東方集團，錨定上海內環內的高端寫字樓，購進位于保利綠地廣場、金融街靜安中心、中信廣場等3處共6.7萬平方米優質資產;集團依托保利綠地廣場設立中國鹽城(上海)國際科創中心，打造“上海研發基地+鹽城產業化基地”的“雙基地”聯動的新型經濟結構，構建駐滬招商、“飛地”研發的新模式;基地承擔了為鹽城經開區招商引資搭建“橋頭堡”的重要任務，吸引了東風悅達、華人運通、建信人壽、德國西諾德等一系列知名企業落戶，并計劃在更大范圍內推廣。

過去十五年隨著東部大城市經濟的發展，生產要素成本的大幅提升，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失去吸引力，中西部地區開始承接東部產業梯度轉移，政府打造產業園區招商引資，然而由于GDP增速下滑，新舊動能轉化困難，居民、政府和企業杠桿水平居高不下，三四線城市優秀人才流失，同質化招商引資困難使得許多三四線城市的招商走向內卷化。對于三四線城市來說，著力以輕重資產的模式打造“反向飛地”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所投項目遍布于各大一線城市，但只要最終可以實現導入產業、資金、資源，反哺當地經濟發展的目的，即相當于投資于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