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全球最大的源于歐洲的戰略管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全球CEO常博逸認為：中國目前經歷的改革與轉變，標志中國已經從過去的一個新興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開始轉變。海外專家給出的理由是，從2015年到2020年，滿打滿算6年時間，如果不出意外，保持每年7%的經濟增速，確實無論從總量還是人均看，“中國已經在開始向發達國家轉變”。

近年來，很多歐美專家都在贊嘆中國經濟的卓越發展。這主要源于二個因素：一方面，1979年中國還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但去年年底中國人均GDP增長達到了7500美元，已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序列，讓6.8億人擺脫貧困。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也希望中國承擔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無論是多買美國國債，還是在世界反恐、貧困救助、多繳各類會費等等方面，得多出錢多出力。

盡管，當前國內經濟增速出現放緩的跡像，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儲蓄率高、外匯儲備多、內需旺盛等潛在經濟增長動力，這也預示中國內地經濟未來將始終保持7%左右增速。若按照這一增速，中國將在2020年邁入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將無懸念。這也是二戰結束后，從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唯一大國。雖然國外專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后勁充滿期盼,并且贊賞有嘉，但是很多內地人士卻聽得高興不起來，認為這種表揚缺乏實質內涵。

首先，中國能否進入發達國家序列，要看綜合水平。雖然無論是從總量還是人均看，“中國已經在開始向發達國家轉變”。但是，問題并沒這么簡單，要是經濟數據一達標，國家就發達了嗎?我看不見得，衡量發達國家不只是經濟指標一項，還要從教育、文化、醫療、反腐、環保、養老等諸多指標去衡量。而唯有一個經過綜合評估，全部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指標，才是比較可靠的。

就教育而言，大學普及率不超過80%，談什么發達?養老醫療覆蓋率達不到100%，平均預期壽命不超過80歲，談什么發達?城市化和信息化率達到80%，談什么發達?不能消除消滅絕對貧困，談什么發達?人居環境質量遠達不到適宜居住水平，談什么發達?不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現代政治文明，談什么發達?……所有這些指標加權平均，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才敢說有望進入發達國家。

再者，中國能否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還存變數，現在妄談向發達國家轉變，還為時過早。僅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經濟質量、技術水平、創新能力還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一百年，甚至幾百年才走完的路。現在中國經濟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看本屆政府經濟改革是否徹底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魄力。

二戰之后，很多拉美國家之所以沒能從“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來。主要的原因是，粗放的增長方式和失衡的產業結構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甚至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所以能否從“中等收入陷阱”走出，考核著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產業結構能否順利升級，國家能否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問題。

拉美一些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它們走進了“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徘徊在人均GDP3500—6000美元的發展水平上。典型的例子是巴西，曾經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多年保持快速增長，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就在臨門一腳時癱瘓了，從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跨入發達國家的門檻。

最后，讓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邁上發達國家行列，只有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可以借鑒的經典案例。自二戰以來，進入發達國家(地區)的，亞洲四小龍和日本，以及北歐的芬蘭、愛爾蘭和冰島三國，都是小國(地區)，有的就是彈丸之地，還沒有哪個大國真正地進入了發達國家。

這些小國(地區)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大陸的借鑒價值有限，因為，大陸人口規模龐大、區域發展失衡、收入差距懸殊、資源和環境壓力明顯，政治改革緩慢，雖然在一段時間里，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并且創造了奇跡。但當下舊的發展模式已近極限，經濟增速減緩，高速發展掩蓋的問題逐步暴露出來，要是這些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就會像巴西那樣在關鍵的時候泄氣，中國人的發達國家之夢就會變成橫梁一夢，因此，對中國內地最嚴峻的考驗現在才真正到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和人均GDP水平增速都讓世界為之贊嘆，似乎離開發達國家門口已越來越近。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發達國家的指標，并不僅僅是看經濟數據，更多的看這個國家在教育、民生、環保領域是否已經達標。更要看這個國家能否邁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而迄今為止，把一個14億人口的國度推上發達國家行列，恐怕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可值得借鑒經驗，中國只能摸著石頭前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離開真正具有內涵的發達國家標準還很遙遠。在很多領域中國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要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