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五年的高速發展過程，國有企業對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水平提高以及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但是，這種以政府的政策力量為主導的資源投入推動型的增長也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不少問題：

90年代以來，商品價格在國際化浪潮中已經徹底市場化，而要素價格卻始終處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控制之下，這種商品要素價格的“泛雙軌制”形成了居民部門對企業、尤其是國企的變相補貼。一方面，企業利潤高企，形成強勁的再投資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工資水平和利息收入等其他各種財產性收入偏低，消費需求被抑制，于是整個經濟結構出現嚴重失衡。成本約束軟化的（國企）不斷膨脹的投資沖動一邊孕育了礦產、冶金、建材等基建投資驅動等上游產能的嚴重過剩，另一邊醫療教育及其他服務業發展產生了擠出效應，國企，作為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濟主體，在這十五年的畸形發展中也逐漸成長為一群掌控驚人資源的現代恐龍。

根據財政部數據，到2013年年末，全國獨立核算的國有法人企業15萬戶，資產總額104萬億元，全國國企職工人數3698萬人。就資產規模而言，比2000年（17.3萬億）增長了6倍。然而，就在國企資產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資產回報率卻在日趨下降，2013年，全國工業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平均水平為7.39%，而國企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平均為4.43%，遠低于其他類型的企業。

國有企業資產回報率不斷下降一方面反映了資源錯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國企經營管理的低效率。2013年12月20日，十八大在“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大前提下，再次提出深化國企改革。

新一輪國企的核心有兩個：①提高國企利潤的上繳比例，使得國有資產收益能夠有效支持政府的公共財政。②改革國企治理結構，政府通過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將條件成熟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資委從國有企業的“上級主管單位”轉換成“控股股東”，通過董事會決策的方式管理國有企業，從“管資產、管企業”到“管資本”，行政之手逐漸淡出，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一樣，按照市場化原則選聘經營團隊，硬化國企高管的業績約束，提高國有資本的增值能力。

如果說上一輪國企改革是通過戰略重組解決國企的長期虧損、行政化等歷史遺留問題，那么這一輪國企改革解決的則是在管理機制上為盈利性國企走向國際市場，成為具有市場活力的跨國企業創造條件。具體而言，將在外部經營環境和內部經營環境上做出一定的調整：

就外部經營環境而言，首先，打破電力、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等領域的經營權壟斷，讓更多的企業能夠進入這些領域，增加國企的市場競爭壓力，從而促使其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效率，進而提高整個行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其次，行政權力淡出要素分配領域，讓自由交易下的供求關系成為主導市場價格的唯一因素，從而取消要素價格雙軌制對國企的變相價格補貼，讓不同市場主體面對同樣的要素成本，逐漸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高國企適應市場競爭環境的能力。

就內部經營環境而言，建立現代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從人事制度、財務制度及公司治理結構上進一步落實政企分開的改革宗旨，改變各級政府行政機構直接向企業委派干部，并授權其經營管理資產的方式，通過董事會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程序遴選職業經理人來從事企業的經營管理；從黨政干部（官員）管企業到職業經理人管理企業，對管理者激勵機制也從“商而優則官”，行政級別的提拔升遷轉為績效工資、績效獎金和股權激勵。

所有制本身沒有優劣之分，決定資本回報率的核心因素除了行業特征和周期特征以外，主要是經營管理層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以及激勵和約束管理層行為的制度設計。

新加坡淡馬錫集團的國有資產聯系30年保持18%的高回報率，其關鍵就在于用全球最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國有企業。

而私營企業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競爭已經有效的內部約束，一樣低效而且腐敗，所以，國企改革的核心關鍵不是改變股權結構，而是改變經營管理者的約束和激勵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