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版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收入倍增計劃最早是由日本提出的。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場新經濟運動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從此誕生和形成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產階層。

我國學者早在2010年也提出了類似的提議。2010年6月3日，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做客人民網與網友互動時表示，我國可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

我們為什么需要收入倍增計劃?我們知道，投資、消費與進出口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發達國家，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高達70%，而在我國，消費的貢獻率不足45%。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出現了問題。而這種方式是不利于經濟長期快速穩定地增長的。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統計數據，從1997年到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下降至39%;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則從21%上升至31%;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1%上升至20%以上，若加上土地出讓收入等，大口徑的預算收入接近國民收入的30%。2011年中國GDP為47.16萬億，同比增9.2%。全國財政收入10.37萬億，同比增24.8%;全國國企總營收3.68萬億，同比增21.5%，其中總利潤2.26萬億，同比增12.8%，增幅均遠遠超過GDP增幅。改革開放以來，蛋糕做大了，但分配無疑在朝強勢的資本尤其是政府過度傾斜，而居民的消費能力卻在下降。

因此，我們需要培養我國的重要消費力量——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既是穩定與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消費的主力，兼具社會與經濟雙重含義，只有中等收入階層壯大，才能保證社會和諧有序地發展。而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對中等收入階層的培養有著重要促進作用。

從數據來看，如果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居民收入每年同步增7.2%，就可實現十年翻番。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同比名義增14.1%，實際增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同比名義增17.9%，實際增11.4%。開局第一年，城鄉居民收入都輕松跨過7.2%的檻。但是前瞻產業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小組認為，隨著全球經濟下滑，想要保持2011年的增長情況似乎有點困難。因此，我們需要從制度上著手實現收入倍增計劃。

目前，如上述數據顯示，我國收入分配體制不夠公平合理。把GDP比作一塊蛋糕，如果分蛋糕的方式很公平，譬如讓非人格化的機制(如市場)來分，或只吃不分的先拿、分蛋糕者后拿，那大家心服口服，就可以一門心思創造財富了。但如果分蛋糕者可以先拿走一塊，那他一定把最大最好的一塊留給自己。

這種收入分配結構，根源在于發展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政府與國企主導，以投資方式拉動經濟。在地方政府對重化工等大項目的偏愛之下，當下投資占GDP的比重已超過50%。這既有悖于十八大報告中的愿景——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也導致了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勢和消費在經濟結構中的弱勢，有礙于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和向消費型社會的演進。

那我們怎么才能保證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呢?靠改革!十八大在提出收入倍增計劃的同時設定了優化收入分配的目標：“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早在2012年10月，國務院在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時定了一個原則：“凡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

為了優化收入分配，不妨規定居民收入增長率不得低于財政收入增幅，財政收入增幅高于居民收入增幅的部分，就為普惠性減稅提供了空間，減稅會刺激企業擴張，增加對勞力的需求，從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也不妨規定將國企利潤的一部分用于充實社保，以提供普惠性基本保障，可使工作者的社保繳費大幅度降低而維持目前的保障水平不變，工作者直接拿到的錢就會大大增加。這樣，居民能拿到的蛋糕份額會大很多。

總之，收入倍增要靠改革，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牽涉到經濟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既牽涉到經濟改革，也牽涉到公共治理改革。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慢慢削弱，世界工廠的冠冕可能失色，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前景正在分娩之中，改革就是要助其順產，讓國人享受消費型社會的甜蜜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