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蜂擁新疆

資本的逐利性一方面讓天津因為提高監管門檻而失寵于股權投資公司;另一方面，一些地區憑借優惠政策，成為PE蜂擁的“新熱土”。

新疆金融工作辦公室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新疆股權投資類企業增至337家，其中新注冊基金達250家，區外遷入的基金87家，管理資產超過800億元。

從目前各地股權投資注冊要求來看，北京、上海、深圳、江蘇、重慶、天津等地基金注冊資本均要求不低于1億元，其中北京要求最高，基金注冊資本需在5億元人民幣以上。

而在新疆、內蒙古，注冊資本則只需達到3000萬元人民幣，實收資本僅為天津一半。

稅收方面西部地區也更為優惠，可享受西部大開發各項優惠政策，并且在個人所得稅上享受相關財政獎勵政策。以新疆為例，國內其他地區普遍的所得稅政策為企業所得稅25%，如果公司制股權投資類企業的股東是自然人，還存在雙重納稅的問題，對其投資收益還需征20%的個人所得稅。

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促進股權投資類企業發展暫行辦法》第21條的規定，公司制股權投資類企業實際執行的企業所得稅率為12%，公司制股權投資類企業自然人股東實際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率為16%，遠低于其他地區。且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關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針對股權投資公司、股權投資管理公司享受自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優惠政策。此類優惠政策，對于股權投資企業有著很強的吸引力。

清科研究中心觀察到，目前北上廣深等發達地區依然保持較高注冊門檻，而加強股權投資注冊監管已成為全國自上而下的政策取向，未來這些地區監管趨勢必然更為規范、嚴格。

與此同時，隨著近幾年東部發達地區投資競爭日趨激烈，已有不少投資機構開始將目光轉向擁有更多資源及優惠的中西部地區，考慮在當地注冊股權投資基金，充分利用項目就近的優勢。目前已有不少落實注冊。

以新疆為例，新疆股權投資類企業從去年年初的10余家發展到目前的300多家，股權投資企業數量躍居西部大開發省份第一位。

羅玉說，“從享受政策支持和優惠力度角度，以及股權投資機構地域布局的角度考慮，以新疆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將成為新的注冊熱土。”

有分析人士認為，由于欠發達地區的金融監管經驗有限，勢必會讓一些經驗豐富的公司有機可乘，大鉆政策的空子。

業內專家提醒，“在吸引注冊的同時，當地主管部門同樣需要注意相應監管措施的落實到位，防止出現新的違規問題。”

此外，一位資深PE法律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實際上，發改委新規中關于“合格投資人”核查至自然人和對重大事件及時報告等新加規定，對于規范PE行業各種不合規行為是非常合理的，但囿于其僅為部門規章這一軟肋，相較于違規而獲得巨大利益，發改委新規中對規避備案監管的處罰和運作不規范的處罰僅為在相關備案網站上公告，作用實在是有限。3月末，天津濱海新區10余個PE監管部門人員被召集參加關于《天津股權投資企業和股權投資管理機構管理辦法補充通知》的學習會。

“西遷熱”存在隱憂

“PE西遷，未必是完全沖著優惠措施。” 在優惠政策的誘惑下，一些PE決定選擇將PE基金注冊備案地從天津遷至新疆。一位業內人士坦言，“他們中的多數，主要是為了規避PE備案監管。”

即便如此，西部省份加強PE監管，已是步步臨近。此前，金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郭衛峰遇到新疆負責PE監管的官員，常被問及天津為何要出臺提高PE基金注冊備案門檻，如何通過備案監管打擊PE基金非法集資等。

“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PE基金異地辦公的監管問題。”新疆某經濟開發區股權投資企業服務中心一位工作人員認為。

此前新疆多個經濟開發區為了吸引PE基金落地，仿效天津的優惠措施，允許PE基金不在當地辦公且提供一年以上的免費注冊場地。而天津濱海新區部分功能區已要求注冊PE基金必須在當地設立辦公場所，便于就地監管PE基金的募資與投資是否合規，原先的異地辦公優惠措施幾乎被取消。

不可避免的是，國家發改委與地方政府在PE監管方面依然各自為政，無形間給PE基金規避備案監管提供了灰色操作空間。

按國家發改委《關于促進股權投資企業規范發展的通知》，募資規模5億元的股權投資企業需要在國家發改委備案;不足5億元的則在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備案管理部門備案。但截至目前，除了天津市出臺675號文對1億元至5億元PE基金執行備案監管，其他省級PE監管部門股權投資企業備案管理配套操作指引遲遲沒有出臺。

“地方政府與國家發改委統一PE基金備案監管尺度很難。”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分析。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大量操作PE監管措施“新老劃斷”，其中最大難點是如何讓地方政府PE基金的LP最低出資門檻與發改委接軌(目前多數地方政府對PE基金LP最低出資額設定在100萬元至500萬元，遠低于發改委要求的1000萬元)。而來自地方政府的更多顧慮是，一旦調高將會妨礙吸引PE基金扶持當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招商引資措施。這便讓少數募資規模5億元以上的PE基金有機可乘。

按國家發改委PE備案的通常流程，PE基金先前往地方政府備案，再由兩者將備案資料轉遞國家發改委備案。如果地方政府與發改委缺乏密切溝通，PE基金就可先按當地政府要求完成注冊，即使省級PE監管部門股權投資企業備案管理的配套操作指引出臺，地方政府也得考慮PE基金監管“新老劃斷”操作難題，對已注冊PE基金延續以往的寬松注冊及監管措施。

今年3月，天津市出臺《補充通知》，對存量PE基金備案管理執行相應新老劃斷的備案門檻，將存量PE的自然人LP最低出資門檻從200萬調回至100萬元，足以讓PE看到規避備案監管的希望。

在一位PE基金合伙人眼里，多數募資規模超5億元的PE基金逃避備案監管的最大“驅動力”，是擔心若按國家發改委要求建立PE基金財務信息與重大投資報告制度，除了過度公開基金投資決策信息外，一旦LP募資環節存在瑕疵，會遭到發改委追究。其中最大的隱患是少數LP實際出資額未達到發改委要求的1000萬元門檻。

綜上來看，在PE備案有序推進的過程中，仍然暴露出諸多隱憂，地方政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有部分細節亟待完善，終結問題PE野蠻生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地方政策如何和中央配套，雙方相互磨合磋商，最終達到協調一致、共同堵截漏洞，引導PE合法健康發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