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企業家的根本是什么?

延續生命價值

2013年8月初，王石正在過暑假。當時他即將完成在美國哈佛大學兩年半的學業，準備在新的學期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繼續學習。

在哈佛和劍橋他想了解發源于古希臘的西方文化和宗教與現代商業文明的關系;他還計劃去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了解猶太教義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最后一站則是去伊斯坦布爾大學了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緣起。

決定去哈佛上學，始于一次偶然的受邀做訪問學者的機會。當時離2008年捐款風波后的輿論非議相距不遠，重拾舊時的留學夢，開始一個完善自身的階段，是他當時的心態，也有點兒隱退的意味。沒想到，那反而成就了他又一次的前進，開啟了人生一個新的階段。

1983年，32歲的王石辭職下海，到深圳創業。原本計劃在深圳待兩年后就出國留學，但一直未能成行，這個留學夢一直保留到他50歲才放棄。他原本想留學的目的是為了學習管理知識，把企業做得更好。

但50歲時，他發覺企業已經做得非常好了，不需要補這一課了。60歲開始的這次漫長的求學之旅，也因此更具有了完善自身而非追求成功的意味。

然而學習的過程異常艱難。他已兩次登上過珠峰，本來計劃在70歲時完成第三次。但現在，他放棄了這個想法。一個60歲、英文尚未精達的人，要在世界最高學府完成一些最形而上的學業，是一個比第三次登上珠峰難得多的任務，他說自己不想避重就輕。

他用“非常痛苦”來形容自己在哈佛的狀態，“真的是幾近要放棄。”甚至說如果知道學習過程如此痛苦，可能當時就不會去了。

原本沒想到的，還有這種行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特別是他身邊的一批四五十歲的企業家，紛紛效仿，“我這個行為好像對他們特別有激勵作用，‘我們一直想但一直下不了決心，王石都去了我們怎么不能去?’沒想到這樣的經歷具有非常大的正能量。”

—個60歲的人，為什么還要去上學?

延續自己的生命價值，是他的學習動力之一。一個60歲的人考慮這個問題時，會非常具體。他講到大馬哈魚從海洋到河流溯流而上回到出生地產卵而后死亡的故事，以死亡換得生命的延續。

作為企業家，他的生命價值在萬科的持續發展中得到了延續，他特地提到郁亮獲得2012年“GQ年度企業家”的事，“我覺得挺得意的，這是生命的延續”，但對個人而言，過往取得再輝煌的成就，到老年時，除了知識積累還有點價值之外，實際都沒有價值了，他的結論是，“如果我要感覺我的生命價值還在，還要再有一個進步。”

去哈佛之前，他已經在香港科技大學教了一段時間書，他發現自己需要對自身知識做一次系統的梳理。

更重要的學習動力，是作為一個企業家建立獨立精神的需要。他說自己直到五六年前才開始對房地產感興趣，現在也更明確了自己的企業家身份。也正是因此，才對于建立起一個企業家乃至一個工商階層整體的獨立人格有了更迫切的需要，這也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一個想法。

“現代這個概念，無論是城市化還是現代社會都是西方文明占主流影響、從技術層面來講如何現代化，顯然是不夠的;要了解HOW(他是如何做的)，更要了解WHY(為什么要這樣做)。從哈佛、劍橋一路到以色列和伊斯坦布爾，很重要的一個使命，就是從根本上了解現代社會的精神根源。“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商業社會很重要的契約精神，從基督教追溯到猶太文明都具備。”

但在中國，自古以來商業契約最后的裁決方永遠是官方，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這種源遠流長的官本位制度，導致了中國社會在契約精神上的缺乏，這也是東亞文明當中沒有誕生現代企業文明的原因。

“官本位的東西和現代的契約精神是不一致的，所以雖然中國一直不乏會做生意的人，但很難形成一個非常獨立的商人階層。中國現在已經加入了WTO，所以我作為企業家作為商人，應該自立，自我完善，做一個職業商人。”

“契約精神，這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東西，也顯然是中國工商階層缺少的東西。你希望這個社會改革嗎?你首先改革自己。你作為一個公民，希望這個社會有獨立人格嗎?”

“那就從工商階層做起，不是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個體，而是作為一個整體，形成一種獨立的人格，形成一種社會擔當。”王石說。“如果你有理想，那么先救贖自己，包括個人，包括企業，包括企業在內的行業。”

“絕不行賄。”這是他一再重申的，萬科在官本位的中國所始終奉行的做事原則。

2013年是王石首次登上珠峰的十周年紀念。現在回看，那正是他尋求自我救贖的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看，他的人生是從52歲向珠峰發起沖擊時開始的。從那開始，他有了“第一個十年規劃”，“我50歲到60歲主要就是對個人生命的體驗，完全是個性的，我做我喜歡做的事情，去登山去探險，實現兒時讀的《魯濱遜漂流記》、《海底兩萬里》、《野性的呼喚》所給我的夢想。”

這個階段結束時，他發現自已最大的收獲，就是終于能坦然面對死亡。“登山、帆船、滑翔傘、滑翔機、滑雪，只要威脅到生命安全的戶外運動我都在參與。實際上，除了個人愛好之外，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面對死亡。我們知道每個人都要死，但是往往不同的生命哲學，對死亡是不同的態度。”

睡在雪山下的帳篷里，每天晚上都在想能不能活著回去，每個第二天早上又得抖擻精神前進。立遺囑、想后事，這樣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幫他確認生命的價值所在。

也許正是想清楚了“人生沒有什么不可失去”這一點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脫。他說那之后，“生活質量就非常不一樣”。

“0到100分，你現在的生活滿意度多少分?”

“我打110分”他說。

“真的嗎?!”他是我們所認識的第一個給自己如此高分的人。

“那當然了，這你還不滿意，你還要怎么樣?很多時候都是老天眷顧，有的是老天額外給的你都不知道。我非常非常感恩，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的情況下，有這樣一個團隊這么努力。”

當我們問到，他在生活中最享受哪一點以及是否很享受在哈佛的學生生活?他回答說他不喜歡享受這個詞。“人生下來不是為了享受。人生下來就帶有偶然性，如果父母沒戀愛結婚不可能有你，這就太偶然了。你再看看人類又帶有相對的偶然性。星球形成這樣的能有生命誕生的條件，也帶有偶然性。所以這個過程中，人相當相當脆弱，他往前走時，往往面臨生死之間的選擇。”他說舒服太久，自己就會感到坐立不安，“那是我的生活態度”。

但在“非常痛苦”的哈佛生活中，“每次當你有新的突然的感悟的時候，會有非常舒坦的一下，”一邊說，他一邊半閉著眼睛，側伸雙手如滑翔般的姿勢，眼神帶著真正的笑意，“那就是幸福。”

▌十問王石：

一、當下你最關注的三個問題是?

王石：第一個最關心的當然是女兒的婚姻問題了。第二個是萬科面臨轉型的國際化問題。第三個是身處中國現在的轉型期，中國工商階層怎么自救怎么自立的問題。

二、如何看這個時代，是樂觀還是悲觀?

王石：謹慎樂觀。因為首先我是個樂觀主義者。

三、請分享三條你在過往經歷中最重要的處事準則?

王石：第一，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中國人很習慣講志同道合，首先交朋友，再來做生意。但我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在萬科，明著對我表示不尊重，我都無所謂，你把你的業務做好就行了。

你怎么看我，不重要。而且如果朋友一起做生意，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沒有不分開的。一旦分開，不但生意做不成了，朋友也做不成了，那個撕心裂肺的難受。

至于一個員工跟萬科合作多長時間，我是這樣算的，培養一個主管三年，至少用五年，五年他走了，誰都不欠誰，他干了八年，那就賺了三年，他如果要走你要歡送他走。一個部門經理包括副總，如果你剛培養好就走了，那你的企業就做不下去了，就等于替別人做了，是不劃算的。而且萬科歡迎好馬吃回頭草。

第二，面對你內心的呼喚。不是說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問你真心想做什么?往往你都會回避，用各種理由欺騙自己。所以簡單來說，你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不要太多理由，一個理由就夠了。

(這點你是多少歲想清楚的?)

這是我到深圳創業的體會。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后悔的事情，我沒有后悔的事情。

這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生活態度，你后悔一件事肯定就會有第二件事，因為人生中有相當的偶然性。

第二只有這樣你才有可能成功。因為本來成功就帶有偶然性，你再患得患失，再留后路，那不可能。你內心呼喚的一個理由就夠了。包括我的工作作風也是這樣，你往往會找很多理由不做，我就告訴你一個做的理由就行了。

第三，就是做一個中國人的體會，簡單的問題簡單化，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千萬不要簡單的問題復雜化。這是我做事的原則，你會發現，前兩個原則跟第三個是一致的。

四、請分享一條你付出大代價才學來的人生教訓?

王石：是我在部隊的一次經歷。一次派系斗爭中，我非常痛苦地發現，一個最要好的戰友，把我平時隨便開玩笑的話作為揭發我的材料。當時我非常非常被動，就感覺人生怎么這樣，被最信任的人出賣，無話可說。

之后對我的教訓是什么呢?顯然，不是我對他說了不應該說的話，而是我沒有從他的角度去考慮，他的位置他的想法，因為他無形中站到了另外一派那邊，他為了保自己，必須這樣。

你也許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人心險惡，但我的結論是，我沒有從對方的角度去考慮，沒有更多地換位思考。

從那之后，我開始嘗試著換位思考，到現在都是這樣。

(從人心險惡到換位思考，你內心里這個結論的轉變花了多長時間?)

我當時就沒有想人心險惡，一發生我就想到是自己沒有換位思考。

到現在我也不認為人心險惡，人都善惡各一半，你抑制自己的魔鬼來發揮自己的天使，對別人也是這樣，誘發別人的天使。

五、你心目中，男人最重要的三個品質?

王石：第一作為男人來講要有擔當，因為這個社會就是男人的社會，男人你不擔當讓女人擔當怎么行。為什么這個社會男不男女不女，為什么陰盛陽衰，就是很難擔當。

所以劉曉慶我挺佩服，真的挺不容易，她就敢說，說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名女人難上加難。確實看她的遭遇，這個社會就是真的難。判刑入獄，出來照樣還能這樣。

第二個是坦誠。

(坦誠為什么會在這么重要的位置?)

你先想想你自己，你想想這個社會最難的是什么，是不是非常坦然地面對自己，面對別人?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當然，你會發現這樣生活得很自信。因為你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而不是相反。

第三我覺得是風趣吧。要有趣，自己不討厭自己，別人才會喜歡你。

六、請給當下年輕人三個忠告?

王石：第一點，現在的80后、90后基本都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很欠缺的就是合作精神。他們的個人主義、自我，我看作是社會的進步，我孤零零這么多年追求的東西在80后、90后身上體現出來了。但是他們缺少另外一面，合作精神。

第二點，多點耐心，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把什么的都怪在拼爹頭上，我相信社會雖然有很多不公平現象，但現在經濟高速增長，機會還是很多的，應該有點兒耐心。

第三點，不要急于把職業和自己的終身目標聯系在一起。就像我這樣，我今天的成功完全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舉個例子，第一我不愿意當商人，家庭本身也沒有這個背景，我曾經是公務員，后來辭職下海，本來計劃兩年之后就出國留學，一直到了50歲的時候才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想法。

我干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一不小心就成為了成功企業家。而且我對房地產非常不感興趣，真正感興趣也就最近五、六年的事情，也就是快退休的時候才對商業感興趣。

所以年輕人不要急于把選擇職業跟終生目標結合來講，你可以不感興趣，可以當成臨時的事情，你也得把它做好。

我當過兵，我到深圳闖之前，當過工人，當過工程師，當過機關干部，雖然那時我不知道將來會做什么，但是無論做什么，喜歡不喜歡，我都認真做。認真做是你成功的基礎。

七、古往今來，你最欣賞的一個人?

王石：我沒有這樣考慮過問題，沒有所謂“最欣賞的人”，但我可以說“最欣賞的話”或“最欣賞的著作”。

我記得1983年到深圳創業，1984年成立萬科時，用小條子貼在我辦公桌上的兩句話，一句是肯尼迪在與尼克松進行總統競選辯論時說的話，“不要問社會給你帶來了什么，而要問你為社會做了什么。”

第二句是“二戰”時巴頓將軍的一句名言，“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不是他頂峰的時候，而是從頂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彈力。”另外，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改變了我的世界觀，讓我到今天為止還是這個世界觀。

八、在你過往的經歷中，對你影響最大的3個人?

王石：我一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和母親。而且非常明確地體會到那種感受，是在他們去世之后。

當我父親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父親對我的影響，真正知道母親對我的影響也是她去世之后。送走她之前，我們幾個小孩開了一個追思會，我大姐講了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這個更讓我體會到我母親對我個人的影響。

當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有對我有影響的人。

中學時的教導主任劉禮云，自己雖然學習非常好但因為身體原因沒考上大學，把希望都寄托在學生身上，那種對學問的執著追求，恨鐵不成鋼的態度給我們留下很深的記憶。

還有，我小時侯認為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大姐，她當時的抱負是成為居里夫人那樣的人物，對自己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嚴格。

到了部隊，對我影響大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部隊五年的生活。像在地獄，因為我本來就是個追求個人價值、追求解放的人，到了部隊三個月我才發現我不適合部隊。

但是五年部隊的歷練讓我終身受益，自律意識、奉獻精神、團隊意識等，在深圳創立企業時才感到受益匪淺。當然也可能有不好的影響。

在大學，對我影響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們系的黨組織書記郭同章，我在蘭州上學，那時候支農，農村環境非常艱苦，一個村莊跟另一個村莊相隔十幾里路，一個系好幾個班，郭書記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了解同學們的體會，那種跟同學打成一片、樸素的作風對我的影響很大。

另一個是政治老師王子元，在當時那種時代氣氛下，只能以批判的態度講古典經濟學，但他不動聲色地在課堂上講清楚了經濟學的原理。我當時對經濟學非常感興趣，私下里我又跟他拜師，周末到他家里上課，偷偷借一些不外借的書來看。之前很多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都是在那個時候學的。

九、除了身心健康之外，你現在最不能失去的是什么?

王石：沒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生命也會有失去的時候。相對來說，就是親情，我們幾個孩子圍著母親告別的時候，當時最深的感觸就是這樣。

十、你最終想成為什么樣的人?

王石：我已經定型了，就是企業家，你還能成為什么?已經來不及了。能弄清楚更多問題，對同行及所教授的學生，影響力更大一點兒，僅此而已。

對于萬科，從我的理想來講，中國還沒有誕生出像“二戰”之后的豐田、三星這樣的國際知名企業，但是并不等于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中國不會誕生這樣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