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下囚因貪污罪被判無期徒刑

1995年2月，一封來自河南三門峽的舉報信，終結了這一神話。

據1998年1月新華社報道，褚時健的“女兒共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妻子及其他親屬共收受145.5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元港幣及大量貴重物品”。褚時健本人后來被司法指控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節是，他把巨額公款直接劃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筆是174萬美元，另一筆1156萬美元。

但是，這個案子卻在全社會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據當時新華通訊社的報道，要“法辦”褚時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認為，褚時健……功勞太大了，過與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顧慮：查辦褚時健，會不會把企業查垮了，影響企業穩定，影響云南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

還是“中央紀委領導同志提出：對褚時健，‘過不掩功，功不抵過’”，為這個多少升華出了一點政治意味的經濟案定了調。

但是，在經過長達四年多的調查以后，對褚時健的量刑卻頗費周章，當時強調的，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是“判決一定要經得住歷史考驗！”（主審法官語）。

最后，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份據說是十易其稿的、被稱為“現代法律文書的典范”的長達8000字的判決書，宣布褚時健因巨額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檢察機關指控的一筆1156萬美元貪污，“疑罪從無”，未作認定。

而按當時中國對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額已經數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褚時健宣判兩個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了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胡長清案的終審裁定：死刑立即執行。而這位江西省前副省長貪污受賄金額是人民幣544.25萬元，不明財產是人民幣161.77萬元，兩項合計差不多褚時健被認定的一次貪污金額(174萬美元)的一半。

褚時健后來有如此供述：“當時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我想，新的總裁來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羅以軍（褚時代的紅塔集團總會計師）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發了一個“59歲現象”，即官員“退休前撈一把”的討論。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經有相當有話語地位的過來人表示，“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么嚴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體人士甚至用近乎詩一般地語言對他表示同情、惋惜和為他辯護。一位論者曾這樣寫道——

1996年（褚時健被調查的第二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同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并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法院認定的貪污和不明財產）174萬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獎金不過80萬人民幣。他每為國家貢獻17萬自己才得到一塊錢。

民間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當地媒體發布的“改革開放30年影響云南30人物”中，褚時健排名第5。

而且，還有一個細節頗值玩味。據財經作家蘇小和表述，褚時健沒有獨吞貪污款。他是非常自覺地將資財分給了與他戎馬生涯的兄弟們。紅塔集團總會計師羅以軍這樣回憶私分300萬美元時的情景：“褚時健對副廠長和總會計師等人說，弟兄們辛苦一場，現在有點外匯分給你們。開始時我們也覺得有些不妥，但多年來已習慣了他的威信，他的話就是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