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去某市郊外一個叫“三十里鋪”的地方，看一處農民集中居住區。一位老奶奶告訴我，搬進來后，她連吃的油都沒有。過去有田有糧，家前屋后還能種點菜，不用花什么錢。現在拿個300多元的低保，買點糧油、交個水電氣和電話費，下半個月的菜錢就沒了。實在沒辦法，有的人就把小區的草地鏟掉一塊來種菜，有的年輕人沒事做，甚至去附近河里摸魚!

“窮人的草房，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西方法律名言讓人感受到的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地方政府如果將自己凌駕于規范和法則之上，必然會引發“民怨”，甚至引發“烏坎式民變”。

《憲法》規定公民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一些基層單位以土地國有為名，肆無忌憚地“代表黨和政府”濫用征收權，以簡單粗暴的方式把城市中心的原住民趕向城郊，把農民趕上樓，目的只有一個——把地留下，把根留下。

城市里的一處蝸居之地，在它上面拔地而起的摩天樓可以蓋60層，幾年前幾千元一平方就把原住民打發走，而60層的寫字樓每平方可以賣到數萬元。農地的“性別歧視”也使得基層政府可通過“土地變性”隨時實現先千百倍的溢價——在農民手上一千年，祖祖輩輩都是農業用地，賣不了幾個錢，變不了現。政府征過去，一夜之間“變性”成國有土地，可以招拍掛，價格飛漲幾十倍上百倍。

政府的基本職能本是提供公共服務、建立并維護公平社會秩序，但是近些年各級政府更要做“掌柜的”，赤膊上陣，大拆大建，馬路反復修，房屋不斷拆，一會造天橋，要上天;一會入地打洞，挖隧道，市長當經營城市的董事長。

南京是座民國史的活化石城市，大批民國保護建筑在城市拆遷中灰飛煙滅。無所顧忌的強征強拆中，除了翻來覆去烙燒餅地放大GDP，造成無謂的巨量損失，更不用說觸目驚心的公權力異化和尋租腐敗問題。2010年的資料，南京江南八區拆遷辦主任，沒有一個平安著陸，都被卷入拆遷腐敗案。2011年5月，南京中心城區鼓樓區區長徐蘇寧因在城建拆遷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

一審被判11年。頗具具嘲諷意味的是，案發前，此公還在一項重點工程開工儀式上，對媒體侃侃而談，要把這項工程辦成真正的良心工程、民心工程。

作為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無節制的強拆強征破壞法制和秩序，激發社會矛盾，極易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經營城市”的收益，如果對沖掉高昂的維穩成本，干部腐敗的政治成本，特別是因政府公信力缺損而難以估量的民心賬本，那是得不償失。

土地財政深刻影響中國經濟轉型進程，這既是決定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重大問題的本源，又是集中產生尖銳社會矛盾和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源。一再發生的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件和群體性事件警示我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極具危害性，它如鴉片般讓地方官上癮。土地拜物教本身極具掠奪性，無數實例一再證明，它是破壞法制和秩序的根源，由此推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潛伏著危機重重的社會矛盾。

土地問題的正確解決曾經是黨領導和團結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設成功的重要法寶。但是在過去三十多年狂飆突進的發展中，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和對經濟社會行為管控力的過度迷信，這一法寶正在被淡忘、丟棄。

“我們無法找到真正的惡人，每一位參與者都不是成功地彌合社會斷層，而是加劇社會斷層。”暢銷書《斷層線》這段話令人難忘：“好的經濟和好的政治是分不開的...。。一個國家如果政治出現深層次不平衡，不管經濟曾經多么迷人，也會在政治失衡的巨浪和旋渦中退回到原點。”這對中國當下如癡如醉的“新土地革命”潛在的長期風險是極有益的警示。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深度博弈還在繼續，但回頭看，過去一百年間的歷次經濟危機，幾乎所有的大國經濟體都曾經絆倒在房地產上。過度依賴房地產的增長方式是脆弱而危險的，房地產長期畸形發展的“獨腳戲”已經演到盡頭。

對此，最高領導層是清醒的，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談到選人用人問題時說，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這是黃鐘大呂之聲，也是真情愛民之聲。如果任由地方大拆大建，純粹為追求GDP、稅收和他們自身政績的追夢工程，他升遷后哪管洪水滔天，那將埋下災難的種子。許多表面花哨而勞民傷財的工程，給歷史造的孽比給造的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