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國經濟進入轉型隧道之后的疼痛期，以過剩產能出清為代價的結構調整導致傳統制造業一部分企業的關停并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信用債風險;投融資體制改革催生的利率市場化倒逼商業銀行進入改革快車道，而以國企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為引擎的實體經濟債務約束卻沒有相應強化，增長之潮水退去之后，商業銀行的資產風險成為露出水面的礁石;國際上，節節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形成的通縮預期讓投資意愿大為縮水，不斷強化的美元指數升值預期卻引導著跨境資金源源不斷流向美國。

1.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形成的通縮預期將強化國內原材料指數下行趨勢，加劇制造業的衰退。

從2014年7月到12月，標普高盛商品收益指數半年下跌了35.73%，其中能源指數下跌了46.21%。大宗商品下跌形成了全球性的通縮預期，對我國上游企業的原材料價格指數造成了一定的下行壓力，從而拖累制造業購進價格指數，影響企業投資者的信心。12月PPI指數下跌幅度擴大，達3.3%。

原材料通縮預期對上游企業庫存調整的影響，加上制造業消化過剩產能、產業結構重組過程中部分企業的關、停、并、轉，將加劇傳統制造業的衰退。

2. 以過剩產能出清為代價的結構調整導致，帶來傳統制造業一部分企業的關停并轉，可能引爆與之相對應的信用債風險。

2015年到期的信用債總規模大約為2.84萬億，其中包括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

在銀行理財業務的監管升級，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及其他表外業務被套上了緊箍咒，企業通過信托產品、票據業務及其他變通手段實現借新還舊的渠道收到約束，部分到期信用債本息償還壓力趨大，形成信用債違約的潛在風險。

雖然，2015年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能夠有效化解商業銀行小額存款的償付風險，但在國內分業監管、混業經營的格局下，金融風險并不僅存于銀行。目前保險總資產突破9萬億，信托業資產規模將近13萬億，證券資管規模達到7萬億，其他如融資租賃、互聯網金融等規模也在全民理財化的推動下迅速增長，這些行業基礎資產的來源主要來自銀行資產出表，這些出表的資產2015年將不得不面對完全的市場風險。

3. 利率市場化導致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上行，銀行面臨利差收窄和資產質量惡化的雙重壓力;

首先，隨著理財業務的不斷擴圍和互聯網金融的異軍突起，利率市場化已經是離弦之箭。截至2014年底，貨幣基金總規模達2.19萬億，加上互聯網P2P融資平臺和商業銀行高息活期理財產品，存款利率市場化已經是大勢所趨。2014年末，商業銀行平均負債成本利率為2.38%，比年初上升了4.8%，而國有企業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只有7.57%，一邊是不斷上行的成本，一邊是地方債務平臺和國有企業的資產應用低效率，商業銀行在負債成本上升和債權風險加大的夾縫中求生。

4. 美元指數上升引發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

隨著美聯儲退出QE以及美國在2015年的加息預期，美元指數從8月初的81.31一路上升到12月5日89.35的高點，三個月上升9.89%。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經濟增長中樞和貨幣市場利率卻逐漸下行，中國的資本流出壓力開始增加。從2014年5月份以來，以殘差法(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貿易順差-FDI凈流入)計算的熱錢整體出現了一定的外流跡象。

從2014年年初開始，衡量企業和個人結匯意愿的銀行代客結售匯差額由正轉負;體現了市場資金流出的趨勢，從另一個維度確認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

近期出現的俄羅斯盧布貶值等外部事件又增大了對于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的預期，也增加了市場的恐慌情緒，使得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進一步加劇。2014年12月以來，人民幣即期匯率和中間價出現愈來愈大的背離，顯示了目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源自央行的強力干預。

資本外流將倒逼國內利率水平上升，提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與此同時，離岸人民幣失去吸引力，規模萎縮，人民幣作為投資工具和儲備貨幣的成長空間都會受到抑制。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也很遇到更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