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住房政策銀行開張。7月29日，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宣布，7月25日，銀監會批準國家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開業，批準其業務范圍為辦理納入全國棚戶區改造規劃的棚戶區改造及相關城市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貸款業務等。此前，市場已經推算央行通過PSL的方式向國開行金融事業部注入1萬億左右資本金，國開行以現有資產抵押，向市場發債償還。

此舉意味著，通過棚改推進中國城鎮化進程、推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轉型升級，已經上升成為國家戰略，資金主要通過政策性銀行解決。林毅夫教授的新版凱恩斯理論勝利了，林教授，舉杯吧，中國還將有十年的較快速發展。

從最樂觀的角度出發，由政策性住房銀行扶“持持”棚改、“扶持”棚改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可以維持投資增速以免GDP斷崖式下跌，借助棚改發展當地實體經濟，拯救陷入資源魔咒、傳統制造業魔咒的地方經濟，順利完成產業升級。各城鎮實體經濟發展，不僅能消化初始投資成本，還可以讓基礎投資獲得翻倍收益。于是，中央、地方、民眾三獲益，何樂而不為？

市場派人士并沒有如此樂觀，如果政府可以擔負起產業轉型的責任，如果政府能夠成為操控資金、土地、礦產等一切資源，為什么需要市場化企業尋找贏利空間。如下的悲觀設想并非空穴來風，棚改無法獲得實際經濟收益，低效率與貪腐使基礎設施投資邊際效應下降為零，產業升級沒有應聲而起，大量沒有經過專業培訓的就業者尋找機會，結果可以預料，政策性銀行手中積攢了大量壞帳，不得不通過資產證券化等方式轉移壞帳，或者由財政注資：前一結果必然擾亂中國投資市場，造成資本貨幣市場信心低落；后者更加糟糕，央行發行貨幣催升物價，低效的基建成本由全民買單，買單數額起碼在萬億元人民幣以上。

結果是悲觀還是樂觀，取決于投資效率。

投資效率取決于棚改基礎設施的邊際效應，與可執行的公平、嚴厲、符合市場要義的規則。毫無疑問，在鄭州、成都修建地鐵的邊際效應好于東部大城市，但目前就深入到中西部貧困鄉鎮，顯然是超越發展階段的過度投資，是資源的嚴重浪費。日本發展之初，第一件事是全國勘探，修建快速軌道交通網主干線，規劃修建深入到各個小城市、鄉鎮的軌道網絡。這是日本基建項目邊際效應最好的時期，而到了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政府大量投資甚至在海邊三家村修建白頭鯨博物館，則已成為政府投資失效、邊際效用為負的典型案例。

北歐、德國等國家規則深度左右經濟，照樣取得了不俗的業績。相比而言，東南亞等國家政府無論干預還是不干預，總是繞不過中等收入陷阱，顯然是因為在北歐等國，政府的干預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從法律平等度這個層面，政府與所有市場主體地位平等。而后者則建立在權貴威權的基礎上，法治市場遠未建立。

當大量的資源集中于政策性銀行、當經濟引擎由政府決定的時候，我們必須祈禱，有更明智、更清廉、更理解經濟的政府，這些精英將帶領我們走出經濟低迷期。哪個城市的棚戶區改造與新型城鎮化，具有經濟發展的引擎效果，大量的資金應該投放于什么地區，需要科學決策，這些智囊具有獨立品格，而非政策的應聲蟲。

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建立基礎的法治，同時在決策過程中引入獨立的力量是必要的，既然凱恩斯主義呼喚政府的先見之明，這份明智只能建立在更多的利益均衡、更多的獨立研究的基礎之上。

一件真實的逸事，某次在高鐵站巧遇一城市新區開發負責人，他坦誠表示，目前主要從事棚戶區改造任務，從政府獲得資金成為最重要的任務，如果沒有棚改，就沒有城市的資金，也沒有城市的未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跟著中央的指揮棒走，獲得盡可能多的資源，至于理由是棚改還是產業升級，都不重要。基于現實，我們必須把重要的決策聚焦于少數幾個人身上，他們既具有端方的品格，還具有對中國現實深刻的了解，最終能把照進現實。

中國版政策銀行與兩房截然不同，信用不同、風險不同、功能不同，發動中國城鎮經濟引擎，舊的引擎熄火，我們需要新的引擎，現在，這個引擎在資金的澆灌下，正在轟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