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是中國社會進程中的重大課題。

中國財長樓繼偉先生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反腐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減慢是偽命題，腐敗與政府過多管制結合，解除管制減少腐敗機會，使市場更好發揮作用，對經濟增長有好處。附議水皮先生，明確支持反腐，這是中國社會、經濟跨越瓶頸的必由之路。

腐敗不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中國、巴西等國在某個特定時間段、經濟與腐敗同樣高速增長，絕不是因為腐敗有效，而是在人口眾多、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政府主導進行大規模投資有邊際遞增效應。近些年政府投資越大，經濟結構越差，就在于內在的貪腐毒瘤吸納了大部分養料。貪腐風行的經濟體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可能建立起法治市場經濟，龐大的利益集團不可能允許，他們將借助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阻礙法治的增長。

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15年來一直研究中國的腐敗問題及反腐敗建設，撰寫《雙重悖論》一書，指出從來不存在良性腐敗，忽略腐敗還在一定階段擁有較快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增長極不穩定，還將通過拉低政府質量，進而削弱政治合法性。

我國資金投入的邊際遞減效應非常明顯，反映增長質量的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回報率全面下降，商業信用負增長，中國產品不僅有低端制造的折價，還有大規模的信用折價。

貪官卷走的資產遠遠超過中國財富的增長量。《中國經濟周刊》5月發表文章稱，從2000年至2011年底，中國檢察機關共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8487名，僅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的其中5年繳獲贓款贓物金額就達到541.9億元。另據央行2008年6月完成的《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位國人被掠走620元。這一數據雖然受到質疑，但社會質疑并未因此消失。隨著經濟規模與財富總量的擴大，貪腐的圈層進一步擴大，權貴貪腐到全民貪腐，能撈一票是一票的有毒意識如瘟疫般蔓延。

厲行反腐如刮骨療毒，特殊時期不得不然，否則瘟疫不可扼制。指責反腐導致官員怠政、百業蕭條，正如指責清理雜草阻礙稻谷生長一樣可笑，如果官員公帑消費、大吃大喝可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如果權貴才能獲得資源，如果廉價資金從央企之手落到權貴之手，這樣的經濟體不打自滅。

政府參與多少與經濟增長關系是個偽命題，關鍵在于有沒有防止腐敗的嚴厲制度。張五常先生推崇地方政府競爭體制，認為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林毅夫也認為現階段政府主導大型項目不可避免。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主導、央企主導不等于沒有法治，不等于任意設租尋租，如果政府主導成為權貴分肥，交通廳長、國土局長都可以火山口上的位置，這樣的經濟模式根本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模式，而是中國中世紀權貴經濟模式再現于當下。

我們不需要論證是不是應該反腐，而需要論證，在目前的中國由于意識與文化土壤的關系，政府亟需退出哪些領域，以免在法治不彰的情況下政府官員處處插手、處處設卡，增加反腐成本，使反腐難以深入。

運動式反腐的下一步是制度性反腐，中國有所推進，但執行不力。2005年10月1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以全票通過決定，批準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今年，借助美國海外查稅法案FATCA，全球第一離岸金融中心瑞士承諾將自動向其他國家交出外國人賬戶的詳細資料，中美簽訂的金融互惠協議，中國將配合美國執行海外查稅，美國將提供中國公民在美銀行賬戶信息，作為中國貪官的主要目標地美國的數據可享，對中國反腐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另一方面，上海7月召開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試點部署會，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和司法責任制，探索建立省級統一管理體制。

反腐是利益架構的深度調整，各種思想沖撞，反對之聲以反市場反西方為題洶涌而來，這是正常現象，此時財政部長不避諱敏感問題，鮮明亮出自己的觀點，并為日后法治市場的公共預算打下基礎，我們有理由致意，并對未來表示謹慎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