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份央行向縣域以下的農商行和農合行定向降準以來，降準范圍不斷擴大，同樣，自從4月底鐵路總公司把201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從44個增加至64個，計劃投資總額從年初的6300億提高8000億以來，廣東、貴州、四川、山西、黑龍江等省份的穩增長措施密集出臺，財政投資的規模不斷疊加。中央的微刺激經過地方政府的層層放大，已經演繹成“泛刺激”甚至強刺激。

經歷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出現明顯下降，其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成本優勢消失，二是環境污染形成增長瓶頸。

計劃生育制度形成勞動人口增長出現斷崖式的下降，在勞動力供求方面，體現為整個制造業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大幅提高。以農民工工資為例，最近5年的年均增幅在12%以上。與此同時，隨著人口結構的突發性老化，人口撫養比在2012-2013年也相應出現逆轉，儲蓄率見頂，2008年我國儲蓄率達到53.2%，其后逐步下降，到2013年降至50.2%。

粗放型增長仰仗的兩個核心要素同時出現供給下滑是我國經濟總量增速見頂的主要原因，此外，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也從另一個側面預示著增長的瓶頸。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要突破增長瓶頸，首先，是通過教育投入來提升勞動力的素質。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測算，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拉動生產效率的能力不同，小學為43%，中學為108%，大學為300%，在工業化后期，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進入創新驅動階段，智力貢獻度將提高到60-80%的水平，國際數據顯示，國民教育年限每沒增加一年，在其他條件同等情況下，人均收入提高將近一倍。換一句話說，在后工業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而不是低素質的勞動力。人力資源也是技術創新的基礎。

其次，是通過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以提高所有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具體來說，通過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減輕環境污染的壓力；通過財稅制度的改革改善國民財富的分配，優化整個社會激勵機制，同時，通過社保制度的改革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公共服務消費水平及居民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釋放需求潛力。此外，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來促進技術創新和文化創造，使得人力資源的創新能力真正成為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

從長周期來看，人口、資本、技術和需求潛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靠制度變革、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來釋放新的動力，才能保障經濟在轉型之后的可持續增長。而目前的所有“刺激”基本都是靠資本增量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

而過去5年刺激經驗表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形成的增量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況且，“刺激”這味藥，存在下面兩個副作用：

第一，延緩過剩產能的出清，弱化前期“緊貨幣”產生的杠桿轉移效應。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風險不在于債務率過高，而在于資源錯配。因此，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整目標不是簡單的去杠桿，而是先給過剩產業去杠桿，然后再給新興產業加杠桿，從制造業PMI的月度數據我們可以發現，目前過剩產業的去產能化尚未結束，此時擴大“鐵公基”的投入，只會延長其去杠桿及行業整合的過程，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效率。

第二，不利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市場出清本來是花錢買機制、花錢買結構的過程，讓一部分壞賬作為清除僵尸企業、僵尸項目的代價，從而換來風險收益對稱化的市場紀律和新血流入新機體的結構優化，而刺激讓這個過程變得漫長且增加不確定性。

從德國、日本、韓國、臺灣等成功轉型經濟體的實證數據來看，在制造業和GDP數據全面下滑的情形下，服務業尤其是金融、信息、科技、商務、咨詢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等社會性服務業出現快速增長，是轉型期經濟繁榮的主要標志，因此，我們觀測中國宏觀經濟的盛衰，不能只看制造業景氣指標，非制造業景氣狀況應該是更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一年來，我國非制造業PMI指數始終在榮枯線上方運行，平均水平在54-55%之間，其中住宿、批發、互聯網及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于60%以上的高景氣區間，2013年，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達到46.1%，超過了制造業，2014年1～5月份，服務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達到49%，從轉型經濟的先導行業——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趨勢來看，各項指標都處于上行通道。

此外，1-5月份，我國新增就業人口600萬人，已經完成全年目標的60%，其中3、4、5月的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17%、5.15%、5.07%，持續下行。

從制造業景氣與服務業景氣指標的背離，及就業指數和工業增加值、國民經濟總量增長指標脫鉤這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經濟的轉型已在進行過程中，其基本情形可以兩句話概括：就業不靠制造業，增長不看GDP。

在上述環境下，無論什么樣的“刺激”，其中長期后果都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