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子的中心，我們來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塊不大的平整場地。帶我進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塊平整的場地上喊：“阿婆啊!”這時從小屋側面的一間用椰樹葉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頭來。我知道這就是陳亞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們領進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濕。堂屋里只有一張木板床，床上鋪著光潔的席。老人請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趕忙轉身進了房間里，不一會出來時，她一邊用手扣著紐扣，一邊用手抹著頭發。老人換了一件干凈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對面的一張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話告訴她我是記者，從很遠的地方來看她。老人便點頭，朝著說話的人，也朝著我，然后就看著我，像在期待著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實上第一次在襯亞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沒有問她。我和老人面對面的坐著，這時她17歲的孫女來看她。老人拉著孫女兒的手，親切而又平靜地說著話。她們說了些什么，我聽不明白，那時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當年被日本兵抓走時，是不是和她的孫女兒一樣的美麗?老人在看著孫女兒時，不知是不是也會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陳亞扁阿婆家，是在一個星期之后。當時她仍請我坐在那張鋪著光潔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邊屋里換上了那件干凈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對面的那張小矮凳上。但這次她沒有看著我，而是拿過放在墻邊的那個用塑料可樂瓶改造成的水煙筒，她慢慢裝好煙絲，然后將煙筒堵在嘴上，點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長長地吐出一口白煙，說：“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慰安婦，你問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煙，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問，便開始了她那辛酸地敘述。

1942年，烏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到來了。門前屋后的椰樹并沒有和其它的季節有明顯的變化，只是由于一場接一場的雨，讓這個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個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剛剛15歲。因為出世的時候，渾身紅潤，腦兒扁平，長得非常可愛，父親就把我取名為“亞扁”，“亞扁”在黎語中是美麗非凡的意思，父親希望我將來能夠過上好日子。我的父親陳其義是甲長，他精明能干，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很受鄉親尊敬;母親善良賢淑，善于持家。我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我排行老三。雖然家庭談不上富有，但吃穿應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個中午，當時，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編織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還有剛過門的嫂子，和還沒出嫁的姐姐，她倆在舂米，我們三個人邊干活邊說著話。

突然，兩個日本兵闖進了家門，我們姑嫂三人被端著槍的日本兵嚇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時不知該怎么辦是好。日本兵嘰哩咕嚕地講了一陣日本話，眼睛在我們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來回地掃著，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這時兩個日本兵就將被嚇呆的姐姐和嫂子趕到屋外，然后拉起驚慌得渾身發抖的我調戲。他們先用匕首割斷系在我身上的連著紡車的纏帶，接著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亂抓亂捏，最后剝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輪奸……

我拼命掙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著，可他們不管我死活，邊強奸邊興奮地狂叫。我的身體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過去他們才罷休。

從那以后，那兩個日本兵就經常來欺負我。有時把我抓到軍營中，有時就在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從就會被毒打。

后來，日本兵就干脆把我關在了軍營里。和我一同被關進軍營的還有同村十七歲的漂亮姑娘陳亞妹，我們被關在兩間簡易的木房里，由日軍士兵日夜輪班看守，不準走出軍營一步。我們成了固定的“慰安婦”。

每天晚上我們都要遭日本兵強奸，一個人至少陪兩個，多的時候三、五個不等。

在軍營里，我還見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進來，白天，她們給日本兵干雜活：洗衣、煮飯、種菜、拾柴……晚上，她們被逼著為日本兵唱歌跳舞，給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還要陪他們睡覺，日本兵隨意糟蹋她們。我和陳亞妹，日本兵不要我倆干重活，白天我倆給日本兵做飯用的大米挑挑砂子，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夜里就被他們糟蹋，有時白天也逃不掉的。

3個月后，砧板營日軍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縣藤橋慰安所。

在藤橋慰安所，日本人把我關在一個盒子式的木樓上，樓下還關著其他姊妹。每天晚上，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遇到輪奸時至少是二、三個，多時有四、五個，人來人往整夜不斷，乳房被日本兵亂抓亂捏得鉆心的疼。日本兵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各種方法和動作對我們進行折磨，常常讓人死去活來……

由于當時我年紀小，不來月經，來糟蹋我的日本兵從沒有斷過。

白天夜晚，我也都能聽到其他姊妹們撕心裂肺的呼救聲和哭喊聲，同時也聽到日本兵的笑聲。在藤橋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要求他們放我回家。

后來，我的父親通過在日偽砧板營當自警團長的親戚陳仕連的擔保，我才能夠從藤橋慰安所被押回離家近些的砧板營日軍軍營。

我以為從藤橋慰安所回到砧板營日軍軍營，就可以經常與家人團聚，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讓我見家人的面，他們把我關在砧板營軍營的一間房子里，春去冬來，衣裙破了需要添換，都只許通過看守人員遞進來。日軍砧板營軍營離烏牙峒僅一里遠，村里雞啼狗叫牛哞聲都能聽到。

從不滿15歲到18歲，我在日軍慰安所里長達三年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才能夠逃出來與家人團聚。

回到村里后，人們就都叫我“日本老婆”、“日本妓”，人們歧視我，看不起我，仇恨我，我只好逃到吊羅山里躲起來，過著野人一樣的生活。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從山里請回來，分給我土地，給了我自由。

1957年12月，我30歲的時候嫁給了卓亞黑，卓亞黑是一個原國民黨士兵，人又很丑，一直娶不到媳婦，所以就要了我，結婚一年后，卓亞黑就死了。3年后，解放軍退役老兵卓開春與我結了婚。我和兩位丈夫，前后懷過9個孩子，但是由于身體曾經受到日本兵長期的糟蹋，一直有病，前8個孩子有的死于腹中，或早產、流產。為了能夠有一個孩子，我和丈夫到處尋醫問藥，經過多年治療，1964才年生下了女兒卓梅英。

我的第二個丈夫在1996年病故。

由于有過那段經歷，使我常常感到愧對女兒。女兒家的生活不富裕，為了不給女兒添負擔，我一直一個人過。